第2个回答 2019-03-29
就一个学科而言,近代史研究在过去40年有些方面变化很大,但有些方面几乎没有变化。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结果。所谓近代史的主线,也就是中国能否现代化的问题,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甚至也不是从40年前开始。中国现代化问题其实就是西方化问题,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西方15世纪、16世纪的进步,我们中国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政治架构都不会变化。工业革命让一切社会关系、人伦关系、社会组织方式,政治方式等都发生巨大变化,一切关系都必须重组。当然,这些重组,也并不必然导致政治上走出帝制,走上共和。
这些年,我在讨论晚清,讨论辛亥革命、民初政治的时候,一再强调中国走出帝制是非常偶然的,并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世界过去一两百年历史上,在帝制背景下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多得很,并不是一定要走出帝制才能够走向现代化。今天中国的问题完全是一个西方化的结果,回头再去看我们40年来的问题和研究近代以来200年、 300年,甚至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才能看清楚40年来的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历史研究生涯中,我很不能理解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遗民,也不能理解在二十世纪政治大潮中出局或者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些政治家为什么变得那么愤世嫉俗,与现实格格不入,比如,过去很难理解章太炎为什么在生命最后十几年以“民国遗民”自居,民国明明还在,他却以为民国死了。最近几十年的实践,使我渐渐理解了政治遗民的心结所在,不是社会没有变化,没有进步,而是社会的变化与这些政治遗民的知识结构、未来期待不太一致,因而萌发遗民情结。在社会大变动时代,社会在变,即便个人不变,也无法继续维持原有的看法,或者维持原有的看法反而不入时,不合时宜,即便学贯中西的严复、辜鸿铭也都有过类似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