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每天上课4小时，还要批改作业，常常彻夜不眠。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4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亲友，全湘大哗”。学校虽然关门办学，然而评论时政，却出人意料。这样的关门办学，实际上是为避免旧派的干扰、攻击的一种措施。
当时学堂的条件是比较差的，然而其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学堂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的方式是令诸生作札记，师长批答以指导。发还札记时，师生相坐讨论，醉心民权，讨论革命，日夕以此相鼓吹。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时务学堂的这些情况一经捅出去，遂成为后来戊戌政变的最有力的口实。
虽然当时条件相当艰苦，但蔡锷对待学习相当认真，并成为学校的尖子生。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时务学堂部分札记来看，蔡锷所写的札记中，梁启超虽然时有辩驳，然而更多的批语则是“极通”“比例精当，见地莹澈”“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1898年长沙版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蔡锷的札记和梁启超的批语，从中可以窥见时务学堂的教学情况及其思想活动。
首先看到的一条记录是，蔡锷向梁启超问道：“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这是针对现实提出的一个问题，认为大小官吏们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背道而驰。梁启超的批语直截了当：“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今中国则反是……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此。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蔡锷提问尖锐，梁启超的批语更为尖锐。师生相互辩驳，互相切磋，有利于讨论的深入。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
蔡锷研读《公羊》、《春秋》时，在札记中写道：“《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
蔡锷的这一段议论，与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的观点相矛盾，梁启超不能不加以辩驳，批道：“此论尤属似是而非。”梁用1000余字的长篇批语，来与蔡锷的300余字的议论相对论。虽然，梁启超承认孔子有“自创之制”，然而更多的则是“改制”。他说：“孔子故托于庶人之议，思以易天下，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譬今之豪杰，使生于康、乾无外患时，何必为此激昂慷慨之言哉？然则孔子之改制度，乃极不得已之苦心，而无一毫不可以为训之处明矣。所谓罪我者，正恐后世迂谬守旧之瞀儒，以改制为罪而已。”
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借鉴历史，针砭时弊，发表了如此深刻的议论，已属不易；梁启超更是“火上加油”，直指清王朝之腐败，改革是必需的。就在这样的学堂里，蔡锷深受变法思想影响，也为梁启超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所感动。
蔡锷
别名：蔡松坡 原名：蔡艮寅 出生日期：1882年12月18日 逝世日期：1916年11月8日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一说蔡锷故居位于[1] 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2] 。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每天上课4小时，还要批改作业，常常彻夜不眠。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4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亲友，全湘大哗”。学校虽然关门办学，然而评论时政，却出人意料。这样的关门办学，实际上是为避免旧派的干扰、攻击的一种措施。
当时学堂的条件是比较差的，然而其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学堂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的方式是令诸生作札记，师长批答以指导。发还札记时，师生相坐讨论，醉心民权，讨论革命，日夕以此相鼓吹。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时务学堂的这些情况一经捅出去，遂成为后来戊戌政变的最有力的口实。
虽然当时条件相当艰苦，但蔡锷对待学习相当认真，并成为学校的尖子生。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时务学堂部分札记来看，蔡锷所写的札记中，梁启超虽然时有辩驳，然而更多的批语则是“极通”“比例精当，见地莹澈”“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1898年长沙版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蔡锷的札记和梁启超的批语，从中可以窥见时务学堂的教学情况及其思想活动。
首先看到的一条记录是，蔡锷向梁启超问道：“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这是针对现实提出的一个问题，认为大小官吏们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背道而驰。梁启超的批语直截了当：“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今中国则反是……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此。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蔡锷提问尖锐，梁启超的批语更为尖锐。师生相互辩驳，互相切磋，有利于讨论的深入。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
蔡锷研读《公羊》、《春秋》时，在札记中写道：“《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
蔡锷的这一段议论，与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的观点相矛盾，梁启超不能不加以辩驳，批道：“此论尤属似是而非。”梁用1000余字的长篇批语，来与蔡锷的300余字的议论相对论。虽然，梁启超承认孔子有“自创之制”，然而更多的则是“改制”。他说：“孔子故托于庶人之议，思以易天下，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譬今之豪杰，使生于康、乾无外患时，何必为此激昂慷慨之言哉？然则孔子之改制度，乃极不得已之苦心，而无一毫不可以为训之处明矣。所谓罪我者，正恐后世迂谬守旧之瞀儒，以改制为罪而已。”
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借鉴历史，针砭时弊，发表了如此深刻的议论，已属不易；梁启超更是“火上加油”，直指清王朝之腐败，改革是必需的。就在这样的学堂里，蔡锷深受变法思想影响，也为梁启超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