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寇变频仍，生灵涂炭。在呈乱局的情况下，梅州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社会在进步，人口在增加。闽西地区因“人稠地窄，米谷不敷”，客家先民纷纷向粤东迁来，“迁界令”造成沿海人口向内地挤压，梅州如漏斗般接纳着从四面八方汇流过来的人群。谭元亨《客都梅州》中说清初梅州人口已达百万。然频仍的寇变，使数十年的建设成就瞬间付之一炬，数千年的物质文化积累毁于一旦。加强统治力量，成立州级地方建制，迫在眉睫。 鄂弥达，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十年（1732年）代理广东总督，两年后正式就任，是大清第20位广东总督。任上数年，兢兢业业，为世人所称道。粤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动荡局面也时时牵动着他的神经。经过充分调查论证，是年7月8日，他正式推出自己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酌请改设州牧移驻游击等事疏》，连同其后上报的四疏，五个奏本就构成新州论证与规划建设方案。 关于设州的必要性。他在报告中说：惠州府管辖的兴宁、长乐二县，以及潮州府所属的程乡、平远、镇平三县，“均离府治穷远。该管知府，既有鞭长莫及之虞。”完全有必要将这五个县从原来的地区分离出来，新组建一个州。至于治所他认为应首选程乡，因其很早以前就是州治所在，况“又地处适中”。 关于治安部队的组建。他建议在潮州镇（似今之公安局）的管理下成立游击署（公安分局），他说：“程乡县，地处冲要，驻防城汛，无武职大员弹压，请将潮州镇标左营游击一员，移驻新州。”人数应在原驻军221名的基础上再增派100名，“以资防守”。至于兴宁营都司（派出所）的管理权他认为应划归到潮州这边来，“至惠州协属之兴宁，与该协相隔辽远，似难兼顾，亦应与平、镇营，俱隶潮州镇统辖。” 关于文教科考。报告对程乡的文风赞不绝口，他说：“程乡一县，蒙圣朝德教罩敷，文风极盛。每科乡会，中式通省，各地罕出其右。”但每年“岁科取进生员仅一十五名”，这与其文化实力很不相称。他建议改州后，要跟着将名额增加到20名，“以光文治”。 关于人事及州名。他请求知州、学正的印信由吏部尽快铸刻。至于官员待遇，他认为“程乡县原列为中缺，今改为直隶州，辖兴、长、平、镇四县，事务殷繁，应列为要缺。”负担重压力大了，公仆们理应享受“要缺”的较高待遇。新州的名称，他建议用“嘉应”。 此名源于“嘉应桥”。话说绍兴初年，大宋南渡，面对山河破碎，金人穷追不舍，赵构苦不堪言。忽闻梅州孔庙生芝，《论衡》云：“士气和故生芝。”“和”对于颠沛流离中的南宋王朝是多么珍贵，一个多么美好的预兆啊！高宗感动之余，不忘叫史官载录此事。淳熙年间，州人为纪念此事，便将城东所建小桥命名为“嘉应”。鄂弥达用此名之良苦用心在于：愿其能给大清国带来一个祥瑞和谐的大好局面，相信皇上也会龙颜大悦的。 这个方案是论证有力、设计严密、考虑周全、切实可行的，上级审批通过只是时间问题。 雍正十一年，广东布政司送呈的新行政区的筹组方案最终摆到了雍正皇帝的案头上，这个勤奋的皇帝亲自审阅了报告的全部内容，3月14日他圈阅朱批，并责成内阁开会讨论。3月16日内阁成员奉旨依议，与会者决定批准所请，钦定州名为“嘉应”。这一天，标志着嘉应直隶州的诞生。 经过一番准备，一场隆重的新州成立庆典在城外东校场举行。中央政府代表宣读关于批准设立新州的皇帝圣谕。省政府的代表向首任知州王元枢颁发了委任状。现场检阅了新组建的城防部队的会操表演。随后，全体与会人员赴社稷坛祭祀社稷之神，祈祷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到城隍庙祭祀城池之神，祈求地方安宁、商旅无忧；又到孔庙祭孔圣人，祈求人民幸福、文教昌盛。 离开中原故土许久的客家人终于投身到母亲河梅江的怀抱。河流历来被视作古代的“高速公路”，环视嘉应，以州城为中心，“五属”尽通梅江。域内四隅，顺琴江、宁江、程江、石窟河、松源河，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出发，都可乘舟而下，一两日间直达州城。沿着这个路线赴州城，长乐、兴宁人民免了翻山越岭赴惠州的鞍马劳顿之苦，平远、镇平和程乡人民没有了涉蓬辣险滩下潮州之虞。 嘉应州的成立，产生了一个地区，成为当时全国420多个府（直隶州、散州）之一，成为在广东政治版图上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的地区，成为当代梅州市行政区域的雏形，成为一个人文向秀、欣欣向荣的地区。随着对嘉应州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加深，客家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不断增强，后来丰顺、大埔两县的加盟，是这一力量作用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