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经济是以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为基础的。可在帝国时期，由于对外征战，获得大量奴隶，他们流入罗马，大批地投入劳动，出现了奴隶经济，它对自由民经济构成了竞争；随着奴隶劳动的扩大，奴隶成为了社会的基础，罗马的大地产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在工业中奴隶劳动也占重要地位，奴隶之所以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一来是由于奴隶的来源源源不断，二来是由于使用奴隶劳动比使用自由民劳动更为有利可图，因为奴隶可以被不停地驱使去劳动，价格又便宜，而且他们不用服军役。这样，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就出现了。它具有极大的竞争性，严重地排斥着小农经济。我们看到了罗马经济的繁荣，实为奴隶经济的繁荣，在这段时期内，它表现得非常具有“经济性”；与此同时，小农劳动由于无法与之竞争，独立的小农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抵押了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土地迁往别处，或者流落在城市中做城市流氓无产者。农民破产，农业开始衰败，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了。罗马的征战结束了，奴隶来源不在广泛，价格上升，而且奴隶表现得更为不具有积极性；同时整个帝国的产品市场不再存在，这时，奴隶制经济不再有利可图了，而农业基础又破坏了，帝国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了。帝国统治者此时想挽救它的农业了，于是将大土地分成了小块的土地让农民去耕作，不许他们流动，希望能稳定税收和剥削。这些耕作者成为了农奴或隶农，于是“自由的人只剩下无产者、乞丐和强盗。”但是这并未能改变现实，罗马终于还是为人所灭。 这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大概的经济发展过程，我在《世界经济史》中看到后，有几个词尤为使我不安：小农经济基础，奴隶经济，优势竞争，破产，城市流氓者，市场衰竭，国家衰亡。忆古思今，我不知怎的想到了中国的古代和现代的情况，不觉一阵心惊。 中国，古代世界东方的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同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不曾因人口的众多而被利用来进行古罗马式的奴隶经济，大土地集中经营的情况在中国古代不多见。尽管在每个王朝的晚期常会有土地集中的情况，但土地所有者不会进行生产经营，而是把土地下放，再收取利润，故依然表现为小农经济。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也想方设法地防止土地的集中。故中国的封建制和小农经济模式延续了二千多年。中国多余的劳动力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我们称之为“男耕女织”。中国的小农经济一直延续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们从历史课本上才看到“小农经济遭到破坏”的字眼。按费正清先生的观点，中国人在“屈服地走进世界贸易中时，早以进入了世界经济贸易领域”（他指的是南洋地区华人的贸易贡献）；同时他说，尽管中国有庞大的人口，但在“屈服”之前，“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优势去国际市场造成竞争。”的确如此，按当时的情况，中国是有条件利用这一优势去扩大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影响的，如果历史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中国将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世界格局也将改变。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出于种种观念和限制，中国人大多留在了本土，这样造成了三个后果：一、中国错失了这样一个历史机会，错过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二、本身在古代社会，相比之下，中国具有比西方国家更有优势的农业生产条件；但由于人口众多，许多优势性为人口所填充，农业向精耕细作发展，不断开垦耕地，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再高的产出也填饱不了巨大的人口的胃口，中国的农业不再有优势，反而困难重重，严重拖慢了发展的脚步；三、客观上中国人没有涌向世界，至少是东南亚地区，使这些地方免于古罗马式的悲剧，（外来人的竞争致使国人失业，最终动摇了经济根基而亡）相反，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由于人力的缺乏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搞机械化。试想，如果它们也如中国那样有足够的人口填充在土地上，还会那么快进入工业化时代吗？历史就是这样的，中国农业本来的优势为人口多所消无，而西方许多国家由于人口少而发展了机械化，从而把自然方面农业的劣势抵消了。这不禁使我们感到有点遗憾，但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能让劳动者固定在土地上却是件大喜事，因为这样作为社会基础的小农经济就得以稳定了，统治也巩固了。 近现代的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屈辱和战争，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它们借着工业革命之风跑步前进的时代。建国后，人口数量对农业的压力并没有降低，开头一段时间由于农业制度上的创新，使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小春天，但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农业又遭受挫折。直到今天，13亿人口对农业造成的压力更加巨大，但农业又不能快速发展，农民赚不到钱，生活得不到保障，对农业生产渐觉心灰意冷，终于他们离开了他们曾经心爱过的那块土地，到了城市做“流氓无产者”，即我们常说的“外来工”、“农民工”，成了一批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农民最终还是走上了古罗马农民的道路，但充当的却是古罗马奴隶式的劳动者的角色，中国的农民不是为外来劳动力所迫而离开土地的，而是为生活所迫，为农业的不发达所迫，为巨大的中国自己的人口所迫而“舍弃”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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