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化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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