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之前，日本的大正天皇经历了两次国内资产阶级对抗军阀的大规模“护宪”运动，史称“大正民主”但是自明治以来的日本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并没有改变。在中国东北，根据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朴茨茅斯合约，日本于1919年正式将它在中国东北南部进行殖民统治的关东都督府升级为“厅”并且军政分治，关东军正式成立，这时日本侨民也大量涌入东北南部，在这一时期，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及其外交情报部门，对中国国内主要支持奉系军阀，对外在一战后期参与协约国武装干涉苏联的军事行动，并且日军是最后一支撤出苏联的外国干涉军。在1919年关东军成立到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炸死其在东北的代理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前，日本军事势力积极支持奉系军阀，对抗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并在1928年4月，在山东济南制造了五三济南惨案，但是日本在山东对北伐军的武装干涉和对济南军民的屠杀，并没有挽回奉系军阀的失败，因此在2个月之后，关东军因为一直不满于张作霖不同意1915年“二十一条”中关于东北的条款，就炸死了张作霖，并且不断继续加强在东北的军事实力，张作霖死后，日本又利用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互不信任，在张学良和苏联对于中东铁路北段干线的利益纠纷中，坐山观虎斗，并且获取了渔翁之利。东北易帜之后，日本对张学良的政策发生变化，最终在1931年发动918事变，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在华北，日本特务和军队力量，不断煽动旧封建贵族进行“独立”，并且拉拢各种地方分裂势力，在1935-1936年间，特别是在关东军的影响下，先后策动蒙古贵族独立联满，以及华北自治。在华东和华中，根据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本获得的几个开放口岸，日本将工厂，资金移往上海，杭州，沙市，重庆，南昌等地，进行经济侵略，并组织各种半军事性质的民间团体，在1932年制造了上海一二八事变，获得了在上海驻军的权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1915年到1937年之间的这22年，就日本来说，它经历了明治天皇后的整个大正天皇时代以及昭和天皇的最初12年（昭和元年为1925年）明治时期日本先后打败清朝和沙皇俄国，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之后，在一战后它又攫取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位，它在20年代前后的军阀混战时期，主要支持奉系军阀以保障其在东北的殖民权益，但是随着田中内阁的上台，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转向以图谋侵占整个中国为目标，因此它先后与它曾经积极扶持的军阀特别是奉系军阀产生激烈矛盾，并且都以暴力手段画上了它和这些军阀之间关系的句号。就国际背景而言，在这段时期内，从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和英国的军事同盟在一战后基本走向终结，20年代的华盛顿会议作为巴黎和会的继续，它事实上成为西方列强面对在一战中进一步得以实力扩充的日本的一个限制，使得在这个时期，日本在中国的活动，不仅在国际上看，旧的日俄矛盾延续为新的日苏矛盾，使它加入了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扼杀干涉的队伍，而且，它与西方列强特别是英美之间的矛盾开始萌芽，而这时期田中奏折的出笼，使得国际社会和中国都认识到，日本要独霸东亚的勃勃野心。从中国国内来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从1928年在北伐中遭遇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到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2年的上海128事变中，蒋介石集团对日本始终是妥协退让的。因此日本在这一时期貌似获得了很多局部的胜利，但是极大地刺激和助长了其吞并中国的野心，并使它失去理智地和中国乃至国际上各种势力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日本在918事变后，以国内军阀为领导的日本政府公然退出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使得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这些都为日本在二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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