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构造面貌，大兴安岭的研究引起人们极大关注。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就将大兴安岭纳入晚中生代形成的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并且强调了新华夏系是东亚滨太平洋地带一种特殊的构造现象（Lee，1939；李四光，1973），将它看作是亚洲大陆相对向南、太平洋相对向北剪切作用的产物，这种观点后来被太平洋板块运动轨迹所证实。鲜为人知的是，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大兴安岭林西地区中生代的岩墙群（Lee，1939），本书将在后面章节中详细阐述。黄汲清等（1981）在《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一书中将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强烈的大兴安岭划入滨太平洋构造域外带，认为是太平洋板块的俯冲使中国大陆地壳东缘转化为类似安第斯式的太平洋型活动大陆边缘，直至晚燕山期（K1末—K2早期）大陆边缘活动带才由挤压为主转化为引张为主。以上是早期涉及大兴安岭中生代构造演化背景的两种主要观点，尽管二者对大兴安岭的形成机制有不同认识，前者侧重洋-陆相对剪切运动引起的挤压，后者侧重板块会聚引起的挤压，但两者共同之处是都认为大兴安岭是水平挤压体制下的产物。
近年来，大兴安岭中生代的岩浆演化和独特的地球化学特征引起人们的兴趣，对将大兴安岭乃至东北地区中生代的岩浆作用直接与太平洋板块或伊泽奈崎-库拉（Izanagi Kula）板块俯冲相联系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与古亚洲洋消减带物质的活化有关（周新华等，2001），也有人提出与地幔柱活动有关（葛文春等，1999），本书作者也曾提出与导致陆壳垂向增生的壳幔相互作用有关（邵济安等，1999a）。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将大兴安岭岩浆作用作为大陆内部的产物，认为大兴安岭中生代崛起是大陆岩石圈板内的变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