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升软实力的角度讲，我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得比较到位，例如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利用世界性活动平台展示我国文化与政治理念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只需要继续正确的做法。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国则需要采取大力措施予以推进或改善。例如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非政府组织的建设等。在本文中，我们将指出各种有利于我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和措施，不论我们在那些方面表现得好还是不好。因为这样可以为全面审视我国的软实力建设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
一.积极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凝聚人们的力量靠的就是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
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一直处于变化最快、发展也最快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而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头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以致广泛出现道德困惑、信仰危机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位。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是中国现实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要崛起，就无法回避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旷新年则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失落，意义真空，用祝东力先生的话说，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2007年两会期间，来自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十分关注中国人核心价值迷失的问题，“加紧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希冀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得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也是在委婉地承认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问题。
二.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无疑是一种软实力资源。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明确体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价值观的发展模式。由于充分反映时代的需要，体现以人为本与环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能够获得人民真诚的支持，能够起到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国际社会，它也符合主流政治价值观，从而赢得广泛的支持。而从其内容上看，软实力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软实力建设来实现国家发展的思想。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贯彻科学发展观与软实力建设，实际上构成一体的两面。
实际上，如果结合目前威胁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问题来看，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就尤其明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今已然突破了国际警戒线。这种分配格局，便是威胁我国社会稳定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原因。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展示出一种弥合社会裂缝的姿态，便能获得普罗大众的认可。如果能够得到真诚、坚决的贯彻，必将为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创造新的基础。
三.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充分发挥法制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法治对于社会和谐这个特定目标的这种积极作用，说明法治是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形式，意味着实施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实际上，对于突出强调平等与自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理想，法治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法治不仅对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还是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法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一，甚至被西方世界冠以“普世价值观”的名义。提高法治水平有助于提高我国在西方的亲和力，消除不必要的防范心理和措施。
目前，我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是由我国的传统和现实所决定的。但是，法治化是一个避免的趋势。这就决定了我国可以通过法治建设同时提高对内软实力和对外软实力。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四.根据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完善社会制度
制度创新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事关国家的凝聚力、动员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陆与台湾不同的政治制度构成两岸统一的障碍；计划经济体制压制大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意味着，成熟、完善的制度有助于防治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并实现社会的稳定。
实际上，无论何时，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制度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制度问题，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的意义尤其重大。尽管我国在制度创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制度仍然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建设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例如，制度的执行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以至于符合民意的新制度法规出台时，人们常常不敢以乐观的态度来预计其效果。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不仅在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基本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造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度既有普适性也有特殊性，这就要求我国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既立足于本国国情，又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
五.提升我国建构国际制度的能力，维护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权威
建立民主、平等、和平的国际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期望，也是国际机制的吸引力所在——只有这样一种制度，才能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从而提高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另外，维护国际制度的权威与尊严也是保证国际制度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不能履行承诺的国际制度是不可能得到尊重的。
一个国家的人员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是该国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影响到该国应对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可能获取的利益。如果能够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权力，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获得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就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解决问题，而无须采取强制措施，也无须付出过高代价就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为尽早结束目前的国际金融风暴并避免重蹈覆辙，胡锦涛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指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注资应该坚持权利和义务平衡、分摊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应该得到改进，要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另外，应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这些呼吁正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的体认，也体现了中国参与建构国际制度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以提高中国通过柔性手段维护本国利益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能力。
六.提升依靠国际法的能力，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所谓“谦卑的强权”，就是指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却仍然尊重他国的利益与意愿，谋求通过协商和对话，争取他国的同意，进而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强大的实力只是通过潜身于情境背后，隐蔽地影响世界基本格局来发挥作用，而不会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显在筹码。这样的做法常常能为主体国赢得世界的尊敬，主体国反而更有可能得偿所愿。正因为如此，欧盟、中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推崇协商和对话。而美国攻打伊拉克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选择了武力，而非协商和对话机制来解决问题。
在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个方面，我国一直以来都做得比较好。我国一贯主张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包括我国和东盟国家关于南沙岛屿问题的争端，我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东海油气田问题的争端。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也为我们按照相关法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提供了机会。总体而言，即便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之下，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对策，但是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大势所趋，是一个不可扭转的时代潮流。因此，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提升我国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
七.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
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是一个必然选择。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而通过民间交往，也能有效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例如，那些相信在中国人权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人士，在与中国民众的交往过程中，就会见证中国经历的迅猛发展，体会到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的巨大自由，从而一改他们的错误观念。再比如，美国30多个民间组织成立“公民外交联盟”，向出国的美国公民发放《世界公民指南》，强调“每个公民在每次与人握手时”的权利和责任。由此可见，民间交往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意义是备受重视的。
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在国际交往场合无处不在，具有广阔的舞台。这类外交可以体现在一次文化展览盛会上，也可以体现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或一次出口产品推介会上，甚至体现在人和人的一次交谈中。因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都应该要有强烈的外交意识，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为推动国外人士正面理解本国文化和政策而努力。中美两国打开外交关系的大门就是从乒乓外交开始的，中日两国的民间外交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放开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对促进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一定作用。
八.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升国民文明素质
全国政协委员陈爱莲说，文化道德、文学艺术、公民素质、思想理念等都是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外化的文化，而国民素质是一个民族内化的文化，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说文化是一国三大主要软实力资源之一，那么作为内化的文化的国民素质，势必构成国家软实力的一项重要资源。
虽然我们始终不懈地推动着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客观而言，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例如，单就国民科学素养而言，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仅占所调查人群的1.98%，而根据类似调查方案得到的其他国家和实体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美国25%(2005年)、欧盟24%(2005年)、加拿大4%(1989年)、日本3%(1991年)。显而易见，我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明显偏低。
没有高素质的公民，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国家的人都会被人歧视。国家的强大，经济发达只是一个方面。正如没有人会看得起粗俗的暴发户一样，与他们打交道，看重的可能是口袋里的钱，而不会从心底里去尊重他或是崇拜他。国与国打交道也一样，别人看重我们的市场，捧“热忱”而来，但他们骨子里未必会真正敬仰这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我们的大学能产生像耶鲁牛津这样的大学，像唐朝吸引众多“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一样，那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大大提高。
九.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吸收传统文化精髓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儿女携手发展的共同精神家园。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说明中华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中华文化曾经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繁荣作出巨大贡献，在以合作、说服、渗透为主要特征的软实力竞争时代，在国际矛盾日趋尖锐化的今天，中华文化注重“和谐”的思想，更容易被别人认同和接受，更能体现协调、平衡和包容，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因此，传统文化在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进程中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中华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凝结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因此，中华文化又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个性独具的文化容易吸引他人的目光，是形成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源泉。
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还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因此，我们要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挖掘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之中。
在保护和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有两项工作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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