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的本性是天生善良的，人人都有一颗先验的善良的心。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国人的人格根基之一是诚。“每个人的人格都只能建立在对这种善良本性的诚实无欺之上，否则就是自甘堕落为禽兽。”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薰陶的鲁迅自然而然在内心接受了这种传统的论调，他对传统道德有着下意识的认同，他一生都在追求真正的绝对的诚。许寿裳说鲁迅“无论求学、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诚和挚爱的态度，始终如一” “真诚，是他的人格核心之一。”拥有犀利眼光的鲁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人性的残忍与伪善，他提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在不诚。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了一篇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的小说，译名为《谩》。小说揭示了人世的虚伪，表达了对“谩”的痛恨以及对真诚的呼唤。留学日本的鲁迅虽然已经感受到了“诚”的孤独，“谩”的永存，但还是一种抗争的姿态。 “诚”与“谩”这组纠缠不清的意象在先生的精神世界里不断地碰撞，并贯穿他的一生。而在暮年，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思想深处.在“谩”于“诚”的碰撞中，鲁迅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呢？
正文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鲁迅流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暮年心态。一方面是晚年的鲁迅在沸沸扬扬的谣言中损耗了大量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年老体衰遭受疾病的袭击。“死”这个触目惊心的字频繁地出现在鲁迅的文章中。鲁迅早就知道自己将死于哪些苦刑——“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晚年的时候，慈母误进的毒药早由许广平解开了，但剩下的两项死刑却越发逼近了。鲁迅晚年疾病缠身，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身体上的痛苦也带来精神上的负担与折磨。然而谣言的流窜更进一步消耗了鲁迅的精力……
一 面对谣言的态度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鲁迅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如柳絮般纷飞的谣言，可以制造疯狂的杀戮与流血。早在1925年，鲁迅就说“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鲁迅一生都在被流言伤害。不管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乃至在生活上，各种种样无中生有的流言恶意传播，袭扰着他的身心。流言的阴影，围困笼罩了鲁迅的一生，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政治方面的流言更是层出不穷。如果说生活学术上的流言是侮辱鲁迅的人格诋毁他的品德，政治方面的谣言则显得更加阴险恶毒了。政治流言是把鲁迅污蔑成政府和民族的罪人，为反动统治势力迫害他制造口实，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1931年初，左联作家柔石等被捕，接着报上刊发“鲁迅被捕”的谣言。“九一八事变”后，反动文人造谣鲁迅是“亲日”的汉奸，“替日本做侦探”，“意在卖国”。反动文人制造的谣言，固然使鲁迅憎恶愤恨。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对他的种种流言，让晚年的鲁迅更加恼怒悲愤。尤其是左翼中有些年青作者，竟然也散播流言，伤害鲁迅的身心。
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作，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其实早在1926年，鲁迅在厦门时对文学青年就颇有微辞了，“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只是那时候的“使役”、“诘责”、“攻击”在三十年代已经发展到“反噬构陷”、“大出于意料之外”的程度了。左翼文化队伍里，各种攻击鲁迅的流言此起彼伏，有传说鲁迅近年来不大写文章，不做事之类流言，使他气愤反感，又有周扬等人的各种攻击言辞。
二 “谩”与“诚”的碰撞
来自“友军”的伤害是最让鲁迅痛苦的，“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这里流露的悲哀和愤怒，失望和无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35年，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他一鞭的例子，然后说“决计避开一点”。1936年5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说自己被围攻，而后感叹“时常想歇歇”。鲁迅一生为诚所累，求“诚”的信仰不断遭遇到“谩”的创痛，现在他想休息了。
二十年代鲁迅就意识到了“诚”的局限，到了晚年他对自我的反观，对社会的怀疑终于达到了顶峰。1936年，在鲁迅去世前八个月，他以《我要骗人》为题，写下“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这里与《祝福》中那个面对祥林嫂追问时不知所措仓皇逃走的“我”大不一样了。如果说二十年代的鲁迅还彷徨于“诚”与“谩”的困惑之中的话，晚年的鲁迅心理的天平似乎倾向“谩”了。十多年前，鲁迅在欺骗与真实之间无法做出选择，十多年的伤痛之后，他表情模糊地——报复似的、赌气似的、又像是顿悟似的，在人生终结之前选择了“谩”。这世上尽是在“谩”中安逸过活的人，“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求诚是项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的事业，何苦守着一个飘渺的“诚”来遭受伤害，何不如以“谩”为武器来自卫。我们似乎可以定论了——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诚与谩的对峙中，谩取胜了。
但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早年家道中落遭受亲戚乡人鄙弃时，鲁迅的心过于稚嫩善良，以至于不能够坦然接受这个世界的虚伪的话，那为何在其自供“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强调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之后，到晚年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谩”的伤害，还会对所遭到的攻击和伤害不断地表示震惊与意外？难道鲁迅认识到世界虚伪的本质却不做防备吗？刘小枫称鲁迅有着“良善的轻信”。“良善的轻信”与“哄骗的力量”对立，鲁迅一生都没学会如何欺骗，他还是容易相信，尽管他具有显著的“多疑”的性格。他接受了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他对敌人乃至朋友的卑劣与自私、伪诈与欺骗还是估计不足。“自己玩玩”、“我要骗人”乃是鲁迅精神压抑时不堪重负而寻求出路的一种心理表现。鲁迅并不是宣布自己要学会虚伪奸诈欺瞒，他只是意识到“谩”的力量也
能推动自己前进，能让自己免受或少受伤害。他只是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现实的境况里，善恶难辩，诚谩交加。像年少时那样，将诚与谩绝对对立是愚蠢的，两者有很多中间形式。
“如果真诚是通过忠实于一个人的自我来避免对人狡诈，我们就会发现，不经过最艰苦的努力，人是无法到达这种存在状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诚”。我们可以从“谩”中窥见“诚”的影子。“诚”因为被高度神圣化必然导致其虚拟化。“谩”则具有更现实的肉身，它与“诚”纠缠在一起，它无处不在。“谩”既可以是阴险的，也可以是化险为夷的，甚至可以引渡到“诚”的彼岸。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仅就鲁迅先生暮年思想的特点，特别是面对谣言和对待不“谩” 与“诚”的态度作了大体的分析，意在剖析鲁迅晚年的思想，解释他内心世界的一些特点。但相对与鲁迅这样一个有着博大精深的思想的为人来说，我是那么的渺小和卑微，我不可能对鲁迅先生的思想下定论。但我酷爱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也钦佩鲁迅先生。而更加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完善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
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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