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进过几年学堂的，都学过语文；即使没有进过正式学堂，上了一段扫盲班的，也知道有个语文。
一旦问及，语文是什么，则千人千言，莫衷一是。有人随机采访过211学校的在校大学生，问他们语文里的“语”、“文”指什么，这些大学生大多一脸茫然，支吾半天，最后给出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语文就是学识字”、“语文就是汉语”、“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语文就是学习汉语言”、“语文就是学习语言和文学”等等。令专家们不解的是，他们连语文课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么多年的语文课（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是怎么上过来的。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语文”的历史吧。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式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语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
“语文”这一名称是1949年下半年出现的。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研究全国范围使用的教材，确定中小学都应以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点文言文，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要求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使学生能掌握接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并采纳叶圣陶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和“国语”两个名称，一律称为“语文”。
有人以为，“国语”的“语”是指“语体文”，“国文”的“文”是指“文言文”，因而“语文”就是语体文加文言文。但这却不是“语文”命名的真正意思。按命名者的意思，“语文”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口头的包括听和说，书面的包括读和写。
叶圣陶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就此作过说明。如1960年在《答孙文才》（1960年1月21日）一文中说，“‘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我个人想法如此。”1963年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说：“什么是语文？平时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964年在《答滕万林》中再一次强调：“‘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80年成立了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叶圣陶在成立大会上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因为在小学的课文全都是语体文，到了中学，语体文逐步减少，文言文逐步加多，直到把语体文彻底挤掉。可见小学‘国语’的‘语’是从‘语体文’取来的，中学‘国文’的‘文’是从‘文言文’取来的。
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1980年7月14日）
照说，语文的定性问题应该早已解决，不应成为问题，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这要从1956年的“语言”“文学”分科说起。1951年，胡乔木同志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1952年，在党中央领导下成立了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经中央认可，中学语文教育实行“语言文学分科教学”，并编写了中学汉语、文学教学大纲和中学汉语、文学课本，从1956年秋季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既然语文课可以拆成“文学”和“语言”两科，可见在分科实验前，语文就是“语言”与“文学”的合称。这项分科实验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便在“厚古薄今”、“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批判声浪中夭折了，但是它把语文理解为“语言”加“文学”的影响却至今还在，并成为后来围绕“语”“文”定性新的争议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后，围绕“语”“文”定性问题，语文教育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比较典型的有：
1）语文就是语言与文章。如上述的叶圣陶先生。有的人还以为，文章就是传统说的“道德文章”中的文章，泛指学问和各种著述。
2）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其根据是1963年后公布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出现了“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说法。
3）语文就是语言与文化。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定性为“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语文就是语言与文学。如《北京文学》的编辑们。
5）语文除了不是语言和文学外，怎么解释都可以。
6）“语文”是一个整体, 包括“语”语言 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153 页）
7）对于语文的理解，不能用A+B式的分解方法去理解，因为这会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造成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正确的做法是，将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
“语”“文”内涵的确定，决定着语文学科的根本性质，决定着语文教育的目标、任务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说是语文教育的核心问题，但就是这样重要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却一直交不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尽管我们可以辩解地说,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这不正是标志着我们认识的深化与提高吗? 不错, 正是如此。但是, 我们不能没有“阶段性的相对稳定的共识”, 否则就没有明确的实践总目标总方针。事实上, 造成的影响早已是客观存在地摆在那里，更何况过程历时之久、波折之大堪为空前,直到今天也未必让所有语文教育工作者搞明白, 究竟如何认识语文教育? 目前的“统一说”是不是比较接近真理? 如果一门学科的界定长期得不到科学的定位, 大家搞不清自己“姓甚名谁”, 这门学科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展开以何为凭? 又如何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呢? 在这种毫无目的的状态下，语文教育不出问题才怪。
北京有个学校，叫北京语言大学，其较早的名称是北京语言学院，1996年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更名为北京语言大学。如果其将名字更为“北京语文大学”，由之而引起的问题，怕是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专家百口莫辩。国外还有个JLL project，它包括三种杂志，即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语言与语言学杂志》）,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earning（《语言与学习杂志》）,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语言与文学杂志》）。看来老外是得了国人的真传啊。
语文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章，语言和文化，还是别的什么？切不可以为这只是咬文嚼字。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对语文教育改革来说，实在太合适了。 什么是“语文”？这个概念确切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不搞清这一点，语文教育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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