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资本主义 是从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分析定义的。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管理阶段，属于管理资本主义。
一.我们先了解一下“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就会明白什么是管理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认为资本家的管理一方面表现社会劳动过程的生产性职能，一方面又表现资本主义剥削的职能。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决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一方面又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存在表明资本主义的管理是专制的，而且这种专制的管理是有历史根源的，是对历史上剥削统治的管理的继承。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是不能相互混淆的，即不能以其生产性取代其剥削性，亦不能用其剥削性否定其生产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具有的鲜明现实意义在于，就中国经济转轨来讲，应该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不混淆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中的生产性与剥削性，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椐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今世界占主流是由人类劳动发展的整体水平决定的，这不是一个感情上的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必须接受的。只有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才能准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既不会以其具有剥削性而否认其生产性，也不会以其生产性的存在和发展而否认其剥削性的作用。
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决定的。认识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必须首先认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商品生产过程的不同，他说：“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②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商品生产的过程，不仅是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而且是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因此，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决定，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有为商品生产服务的一面，又有为资本的价值增殖服务的另一面。
应该说，在现时代，资本主义管理的生产性和剥削性都是存在，但我们更需要明确的是其生产性，而不是其剥削性。剥削的存在，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存在，是普遍性的，这是由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水平客观地决定的，是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的，是由人类的劳动智力水平决定的，因而，是人类需要自然地接受的。相应，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只有注重资本主义管理的生产性，才能切实地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从发展生产力角度讲，对当代资本主义管理更要强调其具有的生产一般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⑧自《资本论》问世至今已有近140年，可以说，马克思所讲的这种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依然是存在的，从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准确把握的。
在当年，马克思指出：“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⑨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更加复杂了，工业的规模相比19世纪，是有巨大变化的。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根据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强调资本主义管理专制的发展，那么如今这种专制的存在只能是有增无减。从世界各地的情况看，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已有一定的民主管理的新气象。有些大企业往往制定出详细的民主管理制度，即要求全体员工参与企业管理。有的跨国公司甚至还宣称，民主化的企业管理是其获得凝聚力的法宝，企业是全体员工的，需要全体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但是，这种经验之谈讲的只是一种现象，而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必然是专制的，其任何民主的表现都无法掩盖专制的性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19世纪做出的判断是准确的。
资本主义管理既是为生产服务的，又是为资本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管理的二重性具有统一性，既是同时表现和同时存在的。但是，二重性同时存在不等于二重性之间可以相互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⑩所以，直至今日，我们在认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时，也要特别地注意，不能将其生产性与其剥削性相混淆，仍然要强调二重性并存，不能以其生产性的存在掩盖剥削性，也不能以其剥削性的存在取代生产性。对资本主义管理的生产性与剥削性不能相混淆，既是一个历史的认识，也是一个现实的要求，而且，从学习《资本论》的现实意义上讲，更需要从现实出发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当今，人类社会在总体上还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市场经济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任何人都不可无视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我们还应看到，资本主义管理剥削性的存在并不妨碍其生产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中，剥削性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生产性也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二重性的相对独立性决定其生产性可以相对独立发展。这种发展不是由管理的剥削性制约的，而是由生产的发展决定的。这种生产性的发展与剥削性的存在有联系，却没有必然的同步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存在促使资本主义管理的生产性发展。管理上的生产性只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属性。自从20世纪50年代爆发新技术革命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生产力的创造远非资本主义初期可以相比，因此，从生产性方面讲，资本主义管理也实现了大幅度的水平提高，也决非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水平能够相比的。对于这种变化，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其进步性和贡献性，承认其发展的必要性，不能由于同时有剥削性的存在而否认其生产性管理的复杂化和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是不能相混淆的，生产性的相对独立发展是当代社会劳动过程中的主流，以至企业管理学科自20世纪中叶之后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上，关于生产性管理的认识都是极大丰富的，这种认识的提高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经济转轨的现实来讲，应该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不混淆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中的生产性与剥削性。首先，这种不混淆必须是在承认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得到确认。其次，不混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要求必须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混淆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在承认并不混淆生产性与剥削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企业管理经验，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运用《资本论》的理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中共同的管理问题。
二.管理资本主义的末期。大企业的崛起是美国历史上最富萌芽意义的事情。大企业基本上都是以巨型财团的形式出现的，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福特，这些人不是贪得无厌、胆大妄为、打压竞争对手、构建自己垄断王国的“大亨”，便是某个行业的“船长”，因为正是他们的天才和野心为整个行业的现代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仔细地审视历史纪录之后，钱德勒发现了一个更微妙的故事——新技术(如铁路、电讯以及蒸汽机)为那些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大企业提供了支持，从而也为职业管理人员、工程师、会计师以及其他经理人员的出现准备了上层建筑。
从这个角度来说，管理人员不可或缺，统计控制至关重要，协调与组织更是重要方面。那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司最终取得了成功，最典型的便是胜家缝纫机公司，1910年的时候，它们的月产量就已经达到2万到2.5万台，在美国拥有1700个支公司，它们的经理人员管理着一个覆盖美国全国的庞大销售队伍。
大企业的兴起牵涉到的远不仅仅是大亨们，其核心特点实际上是职业经理人员的出现。如同其他许多伟大的真理一样，这一真理也是一经被人指出便豁然明朗。现在的麻烦是，钱德勒所谓的成功企业最具标志性的特点已经改变。比如说，那时候的很多企业实际上都是“垂直整合”的，也就是说它们控制了整个行业从原材料、生产到销售全部上下游的全部环节。AT&T生产电子元件、电信设备并提供电话服务。但现在，新兴行业里企业垂直整合几乎销声匿迹了。拿电脑行业来说，就基本上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有些公司卖元件(比如英特尔、AMD)，有些公司卖软件(比如微软、SAP)，有些公司卖服务(比如IBM、EDS)，有些公司卖硬件(比如Dell、Apple)，有重叠，但并不多见。而且，那些老牌公司，尽管资金、技术均相当不错，但在新产业领域它们霸主地位不再。是Google、eBay和Yahoo统治着互联网，而不是通用汽车、西尔斯百货或者迪斯尼公司。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部分理解这些变化。老牌公司通常为其成功所累，管理人员往往被现有的产品、技术和程序束缚住了手脚。我们也知道很多改变企业的力量，比如新技术、全球化以及现代金融业。但最大的趋势和压力恰恰是问题之所在，但时至今日，尚没有人给出一个更为深刻的解释。
当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尔于1848年去世的时候，他是美国最富有的人，身后留下了2000万美元的财产，而他主要是通过做地产和皮毛生意获得这些财产。尽管他富甲美国，但阿斯托尔的生意却基本上是他的“个人秀”——他仅雇用了为数极少的工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普通职员。这就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农民、手工艺人、小的合伙制企业以及单兵作战的商人才是当时经济的主流。仅仅50年之后，几乎一切都发生了彻底改变，庞大的工业企业成为真正的主宰，它们轧钢、炼油、制糖，生产其他许许多多的产品。
正如阿斯托尔界定了资本主义一个非常富有特点的历史阶段一样，我们现在也许正处在钱德勒敏锐地称之为“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的末期。管理人员当然不会消失，但他们面临新的机会和压力，他们的公司也许已经改变了整个系统的运作模式。就连钱德勒也承认这一点，当被问及公司究竟会怎样演变的时候，他坦承自己无从知晓：“我所知道的是互联网的商业化正在改变世界。”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必须有人站出来，像钱德勒界定资本主义的一段历史时期一样来界定资本主义的未来。
三. 管理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20年前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历史。如今我们看见全球化击败了地方主义，投机商战胜了企业管理者，金融家征服了生产者。我们正目睹20世纪中期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转变。
首先，金融规模迅速扩大。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字显示，全球金融资产与全球年产出的比率由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5年的316%。
其次，金融更多地以交易为目的。1980年，银行存款占各类金融资产的42%。截至2005年，这个比例降至27%。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媒介作用。银行体系则由商业银行业务转向投资银行业务。
第三，从传统的债券、股票、商品和外汇派生出一大批复杂的新金融产品。由此产生了“衍生金融工具”，其中众所周知的有期权、期货和掉期。这些衍生工具的出现改善了风险管理。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经由1990年的610家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所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6万亿美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资规模在2006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684家基金共筹集了4，320亿美元的资金。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趋于全球化。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的国际金融资产和债务与总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0年的50%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2004年又升至 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体现在资产的性质上，也体现在市场参与者身上。大银行在全球各地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日益朝这个方向发展。
如何解释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金融业活动的增多？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的答案大体一致：自由化和技术进步。
结果之一是家家户户可以持有更多种类的资产，借贷也更加方便。同样地，企业并购更加容易了。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新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带来了大量新的监管、社会和政治难题。对各国监管人员而言，管理如此复杂、如此全球性的体系是一项新任务。监管难题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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