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学公寓中闻到“十里洋场”的酒气肉味，上海现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间中闻到明清古都朴野恬澹的风气的时候，他们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喷嚏来。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年后他似乎感觉到流派羽翼已丰，或南北文学格局已趋于明晰，于是就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拈出京派海派的话题。这就是发生于1933年至1934年间，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揭开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发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他写得那麽亲切自然，先从身边的厨子写起，“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乾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在主仆间互致敬意，彬彬有礼之中，他引导文学者以这个诚实的下等人对待职业的态度为态度，认为：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哪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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