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1-03
武夷山儒释道武夷山自商周以来，就有许多文化遗址,久经数千年儒释道文化的洗礼,形成三教（儒释道）同山；三教文化有如武夷崛起的三花峰，三花并蒂；似三仰峰之仰，“仰之弥高”。自然遗产文化与茶文化，相互辉映。形成“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认为是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式的内涵。
武夷茶“臻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大自然赋予的俭朴，清纯、和静的禀性，深得儒释道三教的喜爱，茶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质。
武夷山茶文化源于传统文化，武夷茶道就是三教之产物。道宗老子说：“艺者，道之形也”，茶艺是茶道的表现形式，茶道是整个茶艺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追求的道德风尚。一些茶道大师对此以精辟的语言加以概括，提出茶艺的基本精神。早在唐代，曾是佛门弟子的茶圣陆羽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指出饮茶者应具有俭朴的美德。唐末儒家名人刘贞亮在《茶十德》中说：“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当代茶圣吴觉农指出：“饮茶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认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应该是德。”《周礼》云：“在心是德，施之为行。”提出中国茶礼“俭、清、和、静。”庄晚芳先生归纳总结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和、怡、静、洁”。台湾中华茶艺协会通过了茶艺精神是“清、敬、恬、真”。茶文化专家丁文在《茶乘》上说：“中国茶道负载着儒道释三教文化的内涵，儒家士子创立和发展了中国茶道，并以茶道为心灵的宗教。”众师家之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百家争鸣，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有着3000多年饮茶史的中国，茶文化积淀深厚，茶道的基本精神，历经唐、宋、元、明2000多年不断演变，已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宗教思想，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儒家以茶论道
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庸之道”。中庸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智慧，反映了中国人对人和谐、平衡以及友好精神的认识和追求。中国茶道多方面体现儒家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的精神。以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哲理于品茗饮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人与茶中之“和”，好象天成。儒家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就像茶；清醒、理智、平和。茶虽然能给人以一定的刺激，令人兴奋，但它对人总体的效果则是亲而不乱，嗜而敬之。茗饮最终能使人沉静，使人能冷静地面对现实，这是与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相吻合。
因此，儒家便以茶的这种亲和力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来沟通人际关系，达到互敬、互爱、互助的目的，从而创造出一种尊卑有序、上下和谐的理想社会环境。
儒家继承者、闽学的创始人,宋代理学家朱熹，他爱武夷山，更爱武夷茶，并且精于茶道。淳熙十年（1181）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兴建武夷精舍，隐居讲学，著书立说，倡道东南，为儒家道统继往开来，四方学者云集，盛极一时。
教学之余，常与朋友、门人一起品茶设宴，或宴于泉边，或宴于竹林，或宴于九曲溪畔。一只炉子，两把壶子，几只茶盏，舀几飘九曲清溪水，徐徐烹来，芳香四溢，飘飘然而觉物我合一。咏茶宴诗云：“茗饮瀹甘寒，抖擞神气增，顿觉尘虑空，飘然悦心目。”（朱熹《朱子文集》）
宋代文人好斗茶，是一种“盛世之清尚”。北宋前期，海内晏然，统治者重文轻武，使士大夫沐浴膏泽，精神心理也优越自胜，故而文人士大夫有充裕的闲暇心情来从事茗事。再者，宋代理学盛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斗茶亦可喻理，茶汤“咬盏”，可喻敬守诚实之一；而茶色尚白，可喻志气清白。斗茶，既是一种雅玩文艺也是一种穷理。
宋代品茶之风极盛，武夷茶区风行“斗茶”之风，当时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皆纷纷效行，引为乐事。武夷山精舍、书院学人士子，常以茶代酒宴请宾客，以茶会聚友朋，茶宴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武夷精舍前五曲溪北岸，有“矶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屹然，可以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凹自然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在巨石上开设茶宴，煮茗品饮，吟诗斗茶，名之曰“茶灶石”。他的《武夷精舍杂咏》之《茶灶》诗云：“仙翁遗灶石，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此诗一出，就炙脍人口，流传于世，一时和作连翩飞来。辛弃疾、袁枢、韩元吉、留元纲、项安世等一班文人，纷纷咏唱追和。他的弟子、同道直至象陈俊卿这样的名相巨公也作诗酬和，大大地提高了“武夷山水茶”的声誉。尤以建安学者袁枢的杂咏十首最为引人注目。他以精细入微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武夷山中的道学夫子半圣、半儒、半仙的隐居生活。其九《茶灶》诗：“摘茗蜕仙岩，汲水潜虬穴。旋然石上灶，轻泛瓯中雪。清风已生腋，芳味犹在舌，何时棹孤舟，来此分余啜。”爱国诗人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由江西筠州径入武夷山与朱熹相会。后于次年正月也寄给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咏》，对朱子武夷办学、讲学，著述、立说的生活作了最好的总结。其十一《茶灶》酬唱道：“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园。随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
在武夷精舍四周，有茶圃两处，植茶数十株，朱子讲学之余暇，行吟于茶丛，枝头嫩叶，频频点头摇动，似知先生之意。在《建茶志》里首载了《朱熹遇茶姑》的美丽传说，留传颇广。据《崇安县志》载：“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九曲溪之五曲溪畔，清康熙时，春间置茶焙于此。旧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日文公茶，又名臭叶香茶，香逾他树，旧列为武夷名丛之一。”宋时流行“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的礼法。《南窗纪闻》“以茶表敬，以茶交友”，都是为了使人际关系的“和”。“和”使朱熹深知茶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用茶可以明伦理、博谦虚、不重虚华、崇尚俭朴、更以茶穷理、深入浅出地品茗论道，颇发人深省。朱熹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朱子语类.杂类》138条，虁孙记载：“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知？曰：也是一个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这理实际上也是论述“礼”与“和”的关系。朱子认为“理而后和”，礼是和的前提；有礼才能有和，而礼行之“各得其分”，便能得到“至和”之理。是朱子对茶的“礼”的思想升华；茶之重礼，提高了中国人生活的文化品质。礼和人际关系，无疑起过而且至今仍在起着重要作用。朱子是理学家、教育家、借品茶喻求学之道。他认为在学的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子所谓“理而后和”，正是《中庸》所云：“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庆元学案.晦翁学案.中和论》）他又提到“礼本于天下之至严。礼成，则黎民各得其份，则至和”。所以“国治而后平天下。”这和饮茶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同时，借论茶喻学之机，引《易经·家人》“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来告诫门人，礼治应以中庸之说。“家人”是一家之主形象：“嗃嗃”是冷酷的意思；家主过于严厉，以至冷冰冰的。谓治家过于严厉，则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如果治家不严，妇道及子女行为不端正（嘻嘻），终会带来耻辱和不幸。所以治家宁可严厉，不可松懈，也就是说酽茶尝到韵味；淡茶则味如嚼腊，也就是说“中庸之道”和品茶中的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宋代理学家朱熹将中庸之为德赋予建茶，亦即世界闻名的武夷茶。朱子在比较建茶与江茶时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曰：《南轩集》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张南轩（理学东南三贤之一，即吕东莱、张南轩和朱熹）张栻字南轩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朱子语录·杂类》139条道夫记）建茶是腊茶，江茶是草茶。欧阳修《归田录》说：“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江浙”。两种茶的品质特性是不一样的。“岕茶为名士，武夷（茶）为高士，六安（茶）为野士”（清蒋伯超《南溽楛语·品茶》。这种类比法，境界不很高，而朱子作为大理学家，他的思想境界就不一样，同样是建茶、江茶之比，却将其升华到“中庸之为德”，这种儒家论理的高度。他认为建茶乃中庸之道，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外观漂亮而未必品高，草茶则颇有气节、自然本色，这种巧喻当然比张轼高明。这表明嗜茶的朱熹不仅学识广博，而且有其谈吐机敏，喻物诚谐的性格特征。朱熹以茶喻学，认为学问要专主一门。对理学皓首穷经，钻深研透，不被当时流行的其他学派所迷乱。犹如宋代煎茶，仍有唐代遗风，在茶叶掺杂姜葱桂椒盐之类同煎，犹如大杂烩而妨茶味。朱子对学生说：“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底滋味，便是有物夹杂了”。（《朱子语类》卷15）这种比喻暨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朱熹在向学生讲学时，巧妙地以日常生活中的茶作妙喻。朱子答学生问关于如何评价《左传》作者识见，曰：“左氏仍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二隐地，而不识道理，于大论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如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盖也’。正如佃客论主，责其不请吃茶！”（《朱子语类》卷123）他只说左氏论事不得要领。远不如孔子《大学》论君臣父子关系精当。以此佃客座主，不请饮茶，这样责之细苛的巧喻，把复杂的理论问题，在谈笑间说清楚了。朱子将儒家最高之道德－－中庸之为德，赋之于建茶，是对武夷茶的极大提高。通过品饮武夷山茶，可以体会中庸，从而砥砺茶，努力攀登中庸之道，而做仁人君子，这正是“人品即茶品，品茶即品人。”佛教以茶助禅茶与佛，因缘深长；自古就有“茶佛一味”的说法。查有史以来，寺院僧家，禅多茗饮，有释门必有佛茶。佛茶作为一种物质精神，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它不但反映了佛教的禅宗，而且从佛茶的产地、茶名、培育、采制、药用、品饮、传说、吟咏及社交等方面，无不带有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佛教从印度输入中国，初于东汉，恰好是中国茶在国内广为栽培的时期相吻合；同时，佛教滥觞于唐朝，被推崇为“国教”，正好和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茶被誉为“国饮”的时代同步。有禅风之兴，方有茶风之盛；有禅茶之需，才有佛茶之产。说明了佛教与饮茶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兴行，互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以茶供佛祖的风俗，越来越盛，凡有寺庙都有“供佛茶”、“济世茶”。饮茶成为适宜佛教坐禅、斋戒、礼佛、仪规、疗疾、结缘的必需品。“天下名山僧占遍，从来僧侣多爱茶。”据《福建史稿》记载：“吴晋之际，佛教传入闽中，于是佛教寺院相继兴建。”当时闽中（福建）只有晋安郡（福州）和建安郡（建州），在名山上建许多佛寺。宋人沙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建州山水奇秀，岩壑幽胜。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又记“建州所领十一县，到处有佛寺：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有佛寺一百五十七，浦城有佛寺一百七十八，崇安有佛寺一百八十八，（其中武夷全山有一百零八寺，恰合‘茶寿’之数）......”总共可以千数。故而建州素有“佛国僧乡”之称。沙氏所统计寺数，可能是宋代数字；但南唐时建州佛寺僧院确实很多，而且是佛教禅宗最发达的地方。在建州大凡是山峦起伏，翠峰叠嶂，佳木葱郁，云海缥缈的名山；差不多名山古刹大多都产茶。于是，建州是山皆有寺，是寺多产茶，无茶不成禅寺。武夷一百零八寺就兴建在三十六峰，七十二岩的峰麓岩巅。“茶之为饮，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在那峰峦起伏，溪河纵横，林木葱郁，云雾多，湿度大，构成茶树生长特殊需要的“小气候”风景名胜区。寺僧利用立地条件优越的自然条件，着手栽培茶树，采叶制茶。茶质优佳，在全国同类茶品中，实属上乘。寺院所产之茶叫“寺院茶”或“供佛茶”，亦称“佛茶”。唐宋之季，建州茶叶处于发展时期，特别寺院中，实行戒酒，提倡饮茶，坐禅饮茶，提神消滞，清心修行，僧侣们认为“品茶如参禅”，将品茶转化为禅道。曾经为僧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可以疗疾，茶味至寒，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后唐天成三年（928）吴屯瑞岩禅师藻光，成为闽王延钧的“王者之师”，圆寂后被尊为扣冰古佛。少年出家，参悟佛法。以茶论玄，深得真谛。在瑞岩开席授徒，常设茶宴，普施佛茶，声名远播。到了宋朝，着名茶区径山寺开山祖师宗杲大师的佛徒道谦来到武夷山，传来径山法派玄旨，也带了径山寺以茶开宴之风。后居五夫开善寺，传播禅风，推崇禅理，推崇禅茶。到了清朝，武夷山出了个铁华上人，与陆廷灿，王草堂共编校《续茶经》和《茶说》，被茶学界认为是乌龙茶类最早的制作技术。释超全《武夷茶歌》茶学界视为传递乌龙茶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乌龙茶源于武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