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南诏国与蜀国的战争

如题所述

  太和三年(829年),剑南节度使杜元颖不晓军事,武备废弛,且苛待士卒,导致士卒引南诏入寇,攻破成都外城,掠走数万人。

  太和四年(830年),唐朝李德裕前来镇守,蜀地遂安,《资治通鉴》:“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新唐书》:“明年,(南诏)上表请罪。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

  唐文宗准许南诏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用李德裕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南诏再来攻掠。

  860年,安南引南诏兵乘虚攻破安南(今越南)交趾城,不久唐军再次占领安南。

  863年,南诏攻破交趾城,唐军退守岭南。866年,唐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军。髙骈率五千士兵渡江,在邕州打败林邑兵,进攻南诏龙州屯,蛮酋逃走。酋龙派杨缉思助酋迁守安南,以范脆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咸通七年(866年)六月,髙骈到达交州,取得多次胜利,士兵作战积极,杀死敌将张诠,李溠龙率万人投降,髙骈攻破波风三壁。南诏杨缉思出战失败逃回,唐军趁势攻入城池,唐朝髙骈斩酋迁、脆些、诺眉,献上首级三万,平定安南。

  869年,南诏军开始进攻西川。

  875年,髙骈率五千人渡江,到达南定,大破南诏军,用缴获南诏军的物资来补给军队。监陈敕使韦仲宰率七千人至峰州,补充高骈的部队,髙骈继续进攻南诏,多次击破之。髙骈又大破南诏蛮于交趾,杀获甚众,包围交趾城。髙骈督励将士攻城,于是攻破城池,杀段酋迁及土蛮为南诏乡导的朱道古,斩道三万余级,南诏余部逃走。髙骈又击破归附南诏的土蛮二洞,杀死他们的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达到万七千人。颜庆复到达新都,南诏分兵去抵挡他。甲午,与颜庆复遭遇,颜庆复大破南诏军,杀二千余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以助官军,呼声震野。乙未,南诏步骑数万到达,恰逢右武卫上将军宋威指挥忠武二千人至,立即与诸军会战,南诏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甲兵服物遗弃于路……高骈到达成都,派步骑五千追击南诏军,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五十多人,押送回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称为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都处于南诏与西川之间的要地,各置兵数千镇守,使南诏失去再战的勇气。

  髙骈写信给骠信,骠信非常恐惧,把他儿子作为人质送给唐朝,誓约不敢寇边。

  南诏长期与唐朝战争,宋威、髙骈等率唐军数次大破南诏军。南诏“屡覆众,国耗虚”,甚至到了征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而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的地步。

  乾宁四年(897年),唐朝西川节度使王建说“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不必下诏给南诏。[29] 与唐朝作战,南诏要依靠黎、雅间的刘王、郝王、杨王等浅蛮部族。王建严厉对待这些部族,南诏与这些部族不敢侵盗。后来这些部族首领泄露军机,都被王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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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12-01
在对于蜀地的看法上,唐高祖与隋文帝的想法堪称是不谋而合,一致认为此地特别适合用来防范那些不安分的皇子。因为“巴蜀险阻”“地既僻小易制”,可以“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可见蜀地在隋唐统治者的心中就是一种“边地”的存在。所以在唐高祖的这种指导思想下,益州在唐人的心中会是怎样的一种地位几乎可想而知了。

而唐人对蜀地的态度究竟如何,可以从唐朝中央政府对蜀地的种种政策中略窥一二。

唐朝政府先是将好好的一个剑南道划分成了东西二川,原本“址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的梓州,一跃成为与益州比肩的节度使镇府所在地。结果讽刺的是,向来被益州人鄙视为“岂得与我为耦哉”的梓州,偏偏在成为东川镇府后发展迅速,至宋时已经以江山形胜水陆之冲,跃升至与益州相对的剑外都会。

至于中晚唐时候的西川,则再不复安史之乱时大唐稳固后方的辉煌地位了,而是已经沦为了戍边之所,变成了唐朝与南诏吐蕃战斗的前沿阵地。

事实上早在唐玄宗避难成都的时候,吐蕃弃松德赞赞普便要求南诏的阁逻凤攻打嶲州。于是阁逻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联合吐蕃军一起进攻,一时间占领了大片蜀地,又掳去大量的人畜财物,《南诏德化碑》上称:“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南诏再度破越嶲,结果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一直到唐德宗的时候派遣大将李晟、曲环,这才大破了吐蕃南诏军,收复了被吐蕃占去的维茂二州。

而蜀地因为处于民族茅盾交汇地区,蛮、羌诸族常常根据唐与吐蕃的强弱而或臣或叛,所以历来是唐、吐蕃、南诏的角逐之地。中晚唐的时候,在蜀地发生的大大小小战争简直是不计其数。

如《新唐书·南蛮传》:“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

又如《旧唐书·吐蕃传》:“先贞元十六年,韦皋累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州、嶲州……诏韦皋出兵成都西山以纾北边……遂围维州。”

同时蜀地因为长期为吐蕃南诏诸獠所剽掠,豪强势力割据,往往十数年都不曾向唐朝中央上交贡赋。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大历十四年九月条略云:“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亦云:“骠旁等自陷巂州,臣于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

所以当韦皋接手西川的时候,承袭的便是蜀土地富兵强的局面。韦皋刚入蜀时,也曾一度除租赋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连年战争与“重赋敛以事月进”,最终还是导致了“蜀土虚竭”。

更有甚者,因为安史之乱时南徙避乱人口的大量迁入,益州的人口一度膨胀得很厉害,使得只有区区八里之地的益州州城拥挤严重,既无战守之牢,亦无通商之便,城内水源严重枯竭,“数万户人,填咽共处,池泉皆竭,热气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百万人口一时间岌岌可危。

故而高骈在担任西川节度使后,不得不向朝廷上表说,“西川境邑,南诏比邻,频遭蛮蜒之侵凌,益以墙垣之湫隘。寇来而士庶投窜,只有子城,围合而闾井焚烧,更无遗堵,且百万众类,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沟池亦干,人气相蒸,死生共处。官僚暴露,老幼饥凄,但言牢城,未敢出战,货财而岂能般辇,商旅而空怀怨嗟”,请求准许广筑罗城,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正是在这种连唐朝的中央政府都把蜀地当做边地看、把蜀地作为中枢大员贬所的情况下,蜀地周边的蛮族又如何能不利用这个机会,随便动动手,捞捞好处。

《新唐书·南蛮传》中便有言:“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一趋茂州,逾文川,扰漠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邾关。令其下曰:‘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岁赋一缣。’”

虽然异牟寻企图掠蜀的这种计划遭到了唐朝的强烈抵抗,未能得逞,然而等到太和三年的时候,蒙嵯巅发动了全国的兵力大举攻蜀,“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蒙嵯巅甚至驱赶被俘的百姓到大渡河边说,河南岸就是南诏境,允许你们哭别你们的故乡故国。百姓都痛哭流涕,数千人跳水自杀。此次掳掠,自益州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财物荡然无存,蜀人说“西戎尚可,南蛮残我”。

之后蒙嵯巅怕唐朝出兵讨伐,又送给吐蕃金帛及蜀俘二千人,意图合力抵御唐军。唐文宗准许了南诏的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将李德裕任命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止南诏再来攻掠。而南诏则借此次机会获得了大量的工匠,“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从此手工业发达起来,与蜀地不相上下。

等到咸通十年,南诏再次入侵西川,并于第二年围攻益州。直到乾符二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才将南诏军驱逐过大渡河,收复了所失州县。唐僖宗广明元年时,宰相卢携等总结南诏的攻掠说:“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