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者介绍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1897——1959）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也喜欢养鸟。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9年——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的私立中学任教。后又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职。北平和平解放后随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到广州、武汉，最后又回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自1950年到1958年，一直任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业工人，劳动四年。1962年初，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辑。
汪曾祺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年轻时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较深。晚年作品渐趋平实。提倡“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但又主张现实主义要容纳各种流派，民族传统要能吸收一切外来影响。汪曾祺的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因而他的小说被称为“散文化”小说。在语言上，他却非常重视。汪曾祺的语言干净自然，他要求自己“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汪曾祺的小说包括《鸡鸭名家》、《异秉》。1980年8月12日写出了《受戒》，发表于1980年第10期《北京文艺》，在文坛上引起了轰动。之后，作家即一发而不可收拾，陆续写出了《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王四海的黄昏》、《故里杂记》等，共六十多篇，形成了故乡小说系列。
80年代初，汪曾祺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出现在文坛上。有人说他重续了中断近四十年的文学传统，重温了废名、沈从文的余热，好似一缕清爽的风，给当代文学启开了一道门，把小说带入到另一种境界。与“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不同，汪曾祺的故乡系列小说更深入人的内心，显示了“人”的回归，体现了人性的关怀。汪曾祺在71岁那年重印自选集的时候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
2. 汪曾祺创作风格
（一）汪曾祺的人品和文品都充盈着童心的魅力。童心的生成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汪曾祺的成长历程；二、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童心的浇灌形成了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的审美趣味。综观汪曾祺的人生历程和创作轨迹，“不失赤子之心”的确成了汪曾祺毕生为人为文的不懈追求。
汪曾祺在气质、修养、情趣上深受其父的影响。他像他父亲一样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一颗心总为每一种新鲜的颜色、新鲜的声音、新鲜的气味而跳。生命充满内在的活力。所以他才能洒脱地审视世界，在自己的笔下营造起童年的殿堂。汪曾祺在浓浓的爱的氛围中健康成长。珠湖的渔舟，大淖的烟岚，戴车匠的车床，小锡匠的锤声，陈四的高跷，侉奶奶的榆树……都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我们可以想像19岁离家以前的汪曾祺纯洁无瑕，不谙世事，他的心灵明净如水。正是这样的童年养成了他善良、优雅、文弱、安分守己的天性。也正是这样的童年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成长方向。一个人的童年究竟以何种方式在记忆中呈现，与他以后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每个人对童年的回忆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参照物的。19岁以后的汪曾祺开始踏入残酷的社会，经历各种波折：西南联大肄业；上海失业，陷入困顿甚至想自杀；1958年被强制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改造；文革期间，起落沉浮《沙家浜》，政治的魔杖时而使他坐冷板凳，时而把他推向个体荣耀的高峰，汪曾祺因此心灵备受煎熬，痛苦不堪……面对磨难，不同性格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汪曾祺在饱受磨难之后，采用重返童年的方式与亲切的故土，淳朴的故人融为一体，重新体味失去几十年的亲情，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童年成了他的家园，成了规避之所。童年作为情结成为他创作的动力源，并内化为小说创作的美学机制。
（二）从对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上看，汪曾祺推崇的是一种顺乎自然，超越功利的潇洒的人生态度，汪曾祺从传统文化那里传承来的儒家的仁爱与入世和佛教的超脱、自然，在童心这儿找到了契合点。
（三）汪曾祺的人生道路坎坷不平，但他不暴露“伤痕”，也无心“反思”得失。执着于童年的美满，汪曾祺在自己的文本中体现着童年的和谐。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首先体现为多重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和谐美直接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冲淡协调之中。汪曾祺的小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表现民间的生活立场和道德观念，并给予认同。又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
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也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艺术表现上的和谐，主要是通过作品内蕴的乐观、文风的平淡及语言的自然得以体现。他的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它们与人物的情意相契合。所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表现在他纯熟的语言操作技巧上。他说：“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于话与话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近似随笔，自由散漫，像缓缓流淌的清溪一般，宁静平和中显出缜密悠长，随意自然的叙述中自有法度。有苏轼所说的那种“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洒脱不羁，但又文理自然，话与话之间一气贯通，和谐优美。小说的语言简洁、质朴，清雅隽永，有诗化的倾向，有无尽的蕴味，适应了其抒情性的艺术气质。
（四）正如他的恩师沈从文喜欢写故乡湘西一样，汪曾祺也喜欢描写故乡高邮。在汪曾祺笔下，故乡高邮就是一卷卷别致的风俗画。汪曾祺是在一个张灯结彩民俗氛围很浓的元宵节降生人间的，这使他与风俗结下不解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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