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贵族特权的斗争中提出来的。这一原则在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被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下来。最早确认这一原则的是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规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以后，一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宪法中肯定了这一原则。在资本主义宪法中，这项原则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1.公民在立法上平等；
2.公民在适用法律上平等；
3.公民在守法上平等。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建立了保障权利平等的控诉制度，包括个人控诉、团体控诉和政党控诉。所谓个人控诉，即任何一个平等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都可以依照本国法律制度所公认的程序，向有关法院提出救济的要求。例如，在美国以及在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公民有权对违反平等原则的立法和行政行为，要求法院加以审查。
在有关行政法规的案件中，如果某个公民的权利遭到了侵害，法国的行政法院、英国行政裁判所、美国独立管理机构有可能受理他的案件。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般的通例是团体不能为其成员的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抗辩。但“职工会”却是例外。在西方国家，职工会具有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它有权签订集体合同，并有权以劳工的名义进行诉讼的行为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团体控诉。
第三种控诉为政党控诉。平等原则不仅涉及一般的团体，也涉及政治团体，如政党的利益，凡平等权利受到损害或破坏的政党，有权提出控诉。在美国和德国，平等保护原则被认为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因素，司法机关也要发挥它应有的保护作用。在德国，由于给予各政党补助金和广播电视节目时间的分配问题引起的诉讼，就是政党诉讼。
西方国家法律确认权利平等，同封建国家特权专制以及同法西斯国家独裁统治相比，确实是一种进步。但就权利平等的本质而论，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类型，它同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是以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根本对立，决定了西方国家权利平等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我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首先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的含义是指：
1.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2.公民的合法权益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决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3.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迫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
就广义而言，我国公民的平等权还包括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它们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的含义更为广泛，不仅包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即不能因民族和性别的不同而获得法律以外的特权，也不能作为限制权利的借口使公民受到歧视；而且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