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程朱理学似乎是导致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下”的“罪魁祸首”。然而事实上，女性地位不高是现代以前全人类的“共有现象”，而不仅仅是中国。中国有裹小脚，西方也有贞洁带。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并不是因为程朱理学，而是生产力低下的结果。就儒家在中国古代史上所起的作用来看，与其说它迫害了妇女，倒不如说它的某些道德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妇女被物化的程度，降低了女性在战乱和灾难中被无底线践踏的程度。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儒家倡导孝，并且倡导对母亲的孝。因此我们可以屡屡看到，在中国古代史中，皇帝往往都要对太后毕恭毕敬，而太后往往在朝政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儒家提倡敬，丈夫对自己的妻子也需要敬，这至少降低了类似其他文明中屡见不鲜的把妇女当作物品、工具的现象发生的比率。
实际上，在那些没有儒家思想的地区，妇女被当作玩物，物品的现象更加普遍一些。
那么，具体在明代，妇女的地位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朱元璋出于对孙贵妃的深厚感情，命吴王为其服慈母服。为此，他在洪武七年，以旧“服制”“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为理由，对儿子对母亲、庶母所服的“服制”做出了如下变更：
乃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 -《朱元璋·孝慈录序》
要知道，在明代以前，相关的规定是“父服斩衰三年，母服齐衰三年，庶母服缌三月。”也就是说，明代以前父母在“服制”上是不平等的——儿子需为死去的父亲服“斩衰”（最高的等级），而只需为母亲服“齐衰”（第二高的等级），对于庶母，则只要服“缌麻三月”就够了。而在明代以后呢，无论对于父母，儿子都要服“斩衰三年”了，对于庶母，则需要服“期年（一年）之丧”了。因此可以明显看出，相较于前代，明代母亲、庶母的地位要提高了不少，母亲甚至取得了父亲“平等”的地位，至少在“服制”这一项是如此。
第二， 明代法律对于女性并不严厉在国家法律上面，明代人感叹说：“今国家律令严于不孝不忠，而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可见明代法律对女子的限制是并不严重的。
不仅如此，法律对于“夫出其妻”的规定还相当严格，以至于有些明代人大呼它对男性“不公平”：
古者轻出其妻，故夫妇之恩薄，而从一之节微，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陈于官不得出其妻，则再醮者虽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其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着重的还是对男性（尤其是士大夫）的约束，而不是对“妇人女子”的约束。
宋时妒妇差少，由其道学家法谨严所致，至国朝则不胜书矣。其猥琐者无论，吾独叹王文成伯安内谈性命外树勋猷，戚大将军元敬南平北讨威震夷夏，汪少司马伯玉锦心绣口旗鼓中原，而令不行于阃内，胆常落于女戎，甘心以百炼之刚化作绕指也，亦可怪矣。昔人云禽之制在气，然则妇之制夫固有出于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责也。
——《五杂俎·卷八人部四》
妇女地位这样的变化，以及“妒妇”的增多，和明代当时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既有叱咤风云的女将秦良玉，也有气概不逊男子的柳如是等。
《五杂俎》作者对“人尽可夫”一词发表了一番高论：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亦择夫矣，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五杂俎·卷八人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