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3
晏殊：《宋史》本传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间或流露出旷达的情怀，概括出对人们有启迪的人生哲理。艺术风格和婉明丽，清新含蓄。所作皆为小令，善于即景抒情，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构成形神兼备的意境，写景重其精神，前人评为「更自神到」。语言精炼浑成。这是他的词作内容虽一般却能万口流传的主要原因。在小令的写作技巧上，晏殊有所发展，且使之日臻纯熟。
欧阳修：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苏轼词的特点
一、“以诗为词”：形成豪放雅词
苏轼豪放词既然在题材、结构、情调、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也就必然引发对词的形式自身的革新。这方面，通常被学者们评为“以诗为词”。题材的开拓，正指示了由婉约而豪放，由“俗”而“雅”的方向。
二、以我观照万物：人物形象的豪放雅格
苏轼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和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形象而言，苏轼之前的词作中，大多是柔肠百曲之士，千娇百媚之态。多为女性形象：花间及晏欧文人词一派多是上层女性形象，柳永笔下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而男主人公也多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作里，则或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欲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等等。
不仅如此，从词人抒情的角度来看，苏轼更进一步把自我推向了词这一艺术舞台的前台。花间词人如同情窦未开的少女，隐在薄薄的幕帷里，显示着含蓄的少女魅力，柳永则如放荡的少妇，向你展示她美妙的胴体。故前贤说，花间妙在“不尽”，而柳永妙在“尽”，但他们“尽”也好，“不尽”也好，词人都如同导演一样，只在幕后；或如同高妙的皮影大师，在台底操作着他们的美人表演。而苏轼则既是导演，又是主人公，他把自己直接推向前台，特别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坦露无遗。
从前文所举的四例来看，两例是词人自我，两例是以古人象征自我。还可以举出几十句表现自我的词句：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 （《蝶恋花》）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永遇乐》）
我是世间闲客，此间行。 （《南歌子》）
但令人饱我愁无。 （《浣溪沙》）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水龙吟》）
不仅以我写我，以他人写我，还以天地万物写我。以“我”之目光观照万物，则万物莫不着我的性情。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廖子》）。潮卷潮落， 本为自然，东坡眼中，皆因“情”字不同，因而会发出“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的痴想。这种景况，恰如词人所说：“无情流水多情客”（《劝金船》）是也
三、使用醉酒的道具：摆去拘束以形成豪放雅格
苏轼在词中常常使用“醉酒”的道具，以使其中的人物能更潇洒、更超脱、更能摆脱人类社会的种种理性束缚。
当然，“酒”可使词作豪放，却不一定以酒入词就是豪放词。词本来就是酒宴歌席前的产物，但真正能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还应说是始于苏轼。酒对人的作用、感觉应该说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的性格、思想的人，在与酒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情怀。柳永之前，写酒之词，尚无名篇佳句，算来也只有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最为有名了。但酒醉使他幻思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这自然是典型的婉约情境。再看他的一首以写酒为主要背景的词《御街行》（上片）：
前时小饮春庭院。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
惹起旧愁无限。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酒”不但不能使他豪放，反而“惹起旧愁无限”，将其低俗的情怀推向了极致。醉酒不仅使东坡摆去拘束，豪放不羁，而且酒后吐露真言，或者不如说是借酒遮面，来表达正常状态不便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四、以议论入词：表述方式的豪放雅格
传统的词作，以含蓄蕴藉为审美特征，以细腻深入的情景刻划为特征，以传统的意象为主要表达方式，很少直接抒情，更不用说直接发论了。而苏轼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情感、观点和认识，更透脱地表现自我，就将他在诗文中
常用的“议论”引入到词中，从而成为“豪放雅词”的一个艺术特征。
如一曲《满庭芳》，便是全篇发论：
“议论”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并不一定以“议论”入词就能写出豪放词。而是要看由谁发论，发什么情感色彩的“论”。易安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写女性柔弱悲苦的内心，表现了一种阴柔之美。而苏轼的议论，却是大气磅礴，宏观鸟瞰，将世俗看得重似命根的名利说成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充满了苏轼特有的狂放野性：苏轼“以议论入词”，却达到了豪放与雅格的完美结合。如一曲《无愁可解》：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临江仙. 送钱穆父》）
五、使事用苏轼在词中用典， 首先与前文所说的以“议论”入词有关。“议论”固然可以使词轻灵透脱，深入揭示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但同时也易于失去词作的含蓄之美、意象之美，流于枯燥乏味。使用典故，正可以平衡这种失重感，使意象成为议论中的形象论证，成为一种新的意象方式。如：
典：语言构成的豪放雅格今古风流阮步兵，平生游宦爱东平。（《定风波.送元素》）有时候，苏轼以历史的事件，人物表达自己的心绪、思想、营造
出豪放崇高的氛围。如《水调歌头》：著名的慢词长调《戚氏》，则是用远古的神话传说，营造了一种飘渺的仙境，也是一种以事典写词的方式：
六、雄奇恢弘的境界：结构的豪放雅格
苏轼常以大字眼、大数字、大气概、大手笔来勾勒大场景、大境景，在结构上大开大阖，在情绪上大起大落等等。而这些方面的特点，又往往与前文所述的五个方面密切结合。
譬如一首《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
七、旷达的人生哲理：豪放雅格的根基
在如上文对“人生如梦”的分析中，不难引发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即苏词中所带有的苏轼独特的人生态度，或超脱、或潇洒、或灰暗、或高扬，从而构成豪放的因素。有些学者将这类词纳入另册，名之“清旷”，或“超旷”、“旷达”等。
此方面的代表作当推那首“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之作，
柳永词最重要的贡献是成熟地运用了长调词适于铺叙、层次丰富、变化多端的特点,为后人在词中融抒情、叙事、说理、写景于一体,容纳更复杂的内涵,开拓了新路。
秦观词《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
贺铸不仅为豪放而不隳音乐声韵，而且是使“镣铐”成为道具的出色舞者；从抒情方式看，他更加注重词之传统的审美特征：或汲取楚骚遗韵，以比兴、寄托的方式 写郁结在心的难平悲愤；或刚柔上济，以健笔写柔情。这种诗化特色表明了贺铸记号体观念的转变。
周邦彦词的特点：是北宋后期最为重要的词人，也是宋代词史上影响深远的大家。
（1）羁旅行役之感成为他词作的重要主题，感情基调多感伤愁苦，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2）长于铺叙，善于增加并变换铺叙的角度和层次，变直叙为曲叙，章法严密而结构繁复多变，如《兰陵王•柳》。又多用勾勒的笔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勾勒描写，回环闪转，层层深入，如《六丑•蔷薇谢后作》《六丑•蔷薇谢后作》。以精巧的笔法，前后左右反复铺叙，工笔勾勒，变幻多姿，将一缕惜花情思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情细腻婉转，结构曲折多变。这首词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周邦彦词的一般特色，所谓“尤善铺叙，富艳精工”（3）字句精工雕琢，音律严格，风格更为典雅平正。
辛弃疾词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在于充实、巩固、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英雄语”、“豪杰词”，至此豪放风格才蔚为大国，正式成派，辛弃疾的创作也成为这一派的代表。正像刘克庄、王士祯所评，“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花草蒙拾》）
为了创建豪放词风，辛弃疾使用了一系列相应的艺术手段。
他善于塑造鲜明、生动、虎虎有生气的艺术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常是慷慨悲歌、雄姿英发的形象。他写自己的远大抱负是“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他写自己的矫健身手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他写自己的狂态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他写他人、古人也多是“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他笔下的景物也多是飞动壮观的景色。仅如山，他写道：“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把静态的山势写成奔腾的动态，极为豪放。他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及象征手法来加强豪放色彩。如《水调歌头》云：“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其浪漫恣肆的风格直逼诗仙李白。又如《太常引》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乘风”三句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与屈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实同，而“斫去桂婆娑”，“所指甚多，不止秦桧一人而已。”（周济《来四家词选》）
他善于运用跳跃、顿挫之法，增强时空的跨度和感情的起伏，尤善于将最凝重的感情熔铸于开头、结尾之中。如《摸鱼儿》（见后引）开头“‘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白雨斋词话》）而结尾又将一腔怨悱之情化入“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衰败景色中，使全词的意境更加深邃。又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列举了“醉里挑灯看剑”等几件壮事，但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又将无限感慨蕴含其中，令人不忍卒读。
辛词的豪放风格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加以表现的，它“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胡应麟《诗薮》）这种豪放的“变调”（借用评词家的用语，评词家往往以婉约为正宗，以非婉约为变调）往往更能表现出辛词的内在气质和本色风格。
李清照其特点：
一、倾掳真挚情。
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之前，婉约词人多以男性写艳情幽怀，李清照则是以女性本位写自我爱情悲欢和亲历的家国巨变而获得空前成功的第一人。其前期的恋情词，如《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萧》等，满怀至情，连篇痴语，自然率真最能体现女性纯诚细腻的灵性，这是男性作家代人立言的恋情词所无法比拟的。其后期写愁的伤乱词，如《武陵春》、《声声慢》、《永遇乐》、《人孤雁儿》等篇，字字血泪，声声呜咽，一派凄楚，动魄惊心，这“载不动”的“许多愁”，止不住的“千行泪”，“凄凄惨惨”的情怀，元地倾诉的“万千心事”，全是发自肺腑的心声，来不得半点雕琢矫饰。这些融和着家国之变、时代沧桑的悲慨之曲，来自情挚意浓的词人，植根于真实生活感受，是李清照坎坷生涯、悲剧人生、灾难时代的映现。
二、熔炼家常语。
《漱玉词》的语言，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柳永是把词引向市井的开拓者，他用语通俗明畅，然好为徘体，偶涉蝶默，周邦彦变俚为雅，措词精工，施采丽密。李清照遣词造语，自出机抒，创造了以自然率真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彭孙通《金粟词话》）。这种语言对于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风无异是一种冲击。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风凰台上忆吹萧》）。仿佛毫不经意，冲口而出，但仔细体味，却含意多层，十分精细。亲人远别，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分手已定，重重心事，说又何用；离恨别苦，难以启口的内心隐秘，刺人衷肠，宁可自我承受，不愿再增加行者负担。这重重思绪，微妙心态，全用家常语道出而含蕴绵绵不尽。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便增添了许多新鲜生动的情味漱玉词的口语化、通俗化，并不走向淡乎寡味、松散无力，因为它是在口语基础上匠心独运、提炼加工的结果。故而落笔精警雅隽，语工意新。如“雪清玉瘦”、“浓烟暗雨”、“被翻红浪”、“柳眼梅腮”、“红稀香少”、“云阶月地”云云，平易清新，精妙传神，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三、善用白描法。
漱玉词不重故实，不过多化用前人诗文，而长于以白描手法创造动人的意境。易安的白描与柳永的“细密妥溜”、美成的富艳典重不同，而是“冲口出常言，境界动心魄”。如《醉花阴》写离思凝重：“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永遇乐》写孤寂失落：“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均以直白之语，写深浓之情，有场景，有人物，有衬映。阶前花下心系伊人，刻骨相思的形象，闭关帘底，孤苦零丁，将无穷悲伤一己吞咽的心态，呈现眼前，栩栩纸背，令人一睹难忘。《漱玉词》的白描，具有浑成、含蓄、宛曲的特点，因而毫无浅易平直之迹。《行香子》煞拍：“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虽系以口语描述天象，不免使人联想起人间风云变幻、爱河如许风波，其深层意蕴是领略不尽的。
四、讲求韵律美。
李清照论词很重视声律，所谓歌词分五音六律、清浊轻重，她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这是由词作为一种乐诗特质决定的。漱玉词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夏承秦曾举其《声声慢》为例，其中用舌声15字，齿声42字，尤其是未几句，“二十字里齿声交加重迭，这应是有意用啮齿丁宁的口吻，写自己忧郁倘恍的心情，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张端义《贵耳集》称赏“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曰：…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声声慢》首句连下14个叠字，历代词家异口同声赞为千古绝调。张端义谓：“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钒《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李清照善以寻常语度人音律，平淡人调殊难，奇妙而谐律，更是出神人化。以是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
第2个回答 2009-09-02
学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多为高深严肃、让人望而生畏的研究专著，其写作目的在于解决学术问题，主要受众是为数极少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因而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其可读性；相对而言，由专家学者撰写的
浅显通俗、面向大众、具有较高可读性的普及读物则较为缺乏。目前市面上即使有也往往停留于介绍古典文学常识的层面，不容易达到既有可读性又具有一定学术品位和专业水平的层次，难以起到在普及基础上引导受众进一步提高的作用。有鉴于此，有责任感的古典文学专家们一直在不断摸索、尝试写作一种既有一定专业深度而又通俗易读、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的雅俗共赏之作。诸葛忆兵先生的新著《宋词说宋史》（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版）就是其中具有这样特色的一本书。
诸葛忆兵先生治学严谨，在宋代文学、宋代历史园地上耕耘多年，成果丰硕，他对宋词的研究，非常重视与宋史的结合及对理论问题的阐发。其代表性著作如《宋代文史考论》、《徽宗词坛研究》、《宋代宰辅制度研究》等，早已对宋词与宋史中的诸多专题进行了颇有理论深度的阐释。他主编的“文人情侣丛书”及撰写的《宋词解读》、《唐诗解读》等作，则是他一直关注并致力于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努力成果。在上述著作中，他始终坚持理论性与趣味性兼有、专业性与可读性并重，并注意文字表述的优美生动，这一学术风格也一以贯之地表现在《宋词说宋史》的字里行间。
《宋词说宋史》内容分为16篇专论，各章互有主题上的关联却又独立成篇，各自按所列问题的需要发论，每篇冠以一个颇有文学描写意味、包含着正副标题的论题，正标题截取一首词中与论题相对应的典型词句，副标题则为著者所选取的宋代历史中表现突出的现象或问题，对宋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如科举制度、基本国策、都市经济、官制与党争、对外战争、歌楼妓院等作了细致生动的描述。全书在历史的厚重中给人以轻松活泼之感，每读一篇都能带来知识的增长和精神的愉悦，令人感到有所收获。比如关于宋代官制问题，著者在其专著《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和已发表的文章《宋代宰相制度、职权述略》、《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宋代参知政事与宰相之关系初探》中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专门性的论证，现在他再来描述这一论题，视角更为宽广，书中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为正标题，以“宋代官制与官员的平庸”为副标题，著者改换视点，由几个方面同时切入话题，以对晏殊词的解析及词中流露出的感伤愁绪为引子，牵出晏殊在宦海风波中的沉浮得失这一线头，进而以晏殊为宋代官员个案，通过解剖分析他与欧阳修、富弼等官员交往过程中的政治表现，及其流连于官场无聊应酬所导致的艺术创作个性的削弱等现象，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晏殊“平庸圆滑”的个性特征，从而让人们对于宋代官制及官员平庸的问题先有了感性认识，然后在继续阅读中逐步对著者所综括出的“宋代多数官员的碌碌无为、平庸度日，与宋代的官制设置（一身三任、机构重叠、集体领导）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一论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又如关于宋人的恋情与婚姻问题，著者在其专著《李清照与赵明诚》及《心灵的避难所——论晏几道的恋情词》等文中已作过专门论述，现在他特设两个专章《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蹋杨花过谢桥——宋人的恋情相思与身世感伤》和《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的婚姻与宋代妇女生活》，将宋代士大夫的相思恋情与宋代女子的婚姻生活分开论述，前者以晏几道的恋情词及其人生遭际为中心，后者以李清照写的词作及其婚姻生活为中心，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在宋代士大夫中存在的“恋色”与“自恋”情结及其恋情词中寄托的羁旅相思和失意愁绪，展现了宋代妇女在婚姻选择和婚姻生活中的真实情状。著者在细腻的叙述、具体的分析中不时融入理性思考的成分，因而使问题的论述具有深广的延展性。
从表面上看，本书著者似乎是随意选取了宋代历史中一些有意义、有意思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一篇一篇随意组接、互不统续地作以词构史的趣味性叙述。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发现，这些各自独立的“单篇”如同一粒粒珍珠，全被精心地穿在一根链子上，服从服务于一个系统、一个中心、一个主题。著者从宋词的解析入手，别具慧眼地选取用以构建宋代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作为观照对象，并以具有代表性的词人的词作及其解析与之相互呼应，详尽地探讨了宋代历史的特点及其成因，并生动展现了宋代的社会生活风貌，从根本上突破了过去一直将宋词与宋史割裂开来，认为宋词的“言情”特质不足以表现广阔社会生活的拘囿，呈献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视野，带给读者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
总之，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和启示还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宋词与宋史研究的窠臼，以宋词为媒触摸宋史脉搏，以宋词为窗洞见宋史风貌，以宋史中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侧面为线索，建构出一部新型的宋史。在《宋词说宋史》中，诸葛忆兵先生驾轻就熟地撷取宋词园地里的美丽花瓣，将其撒落在宋代历史的各个角落，让宋代的人走过读者的身旁，让宋代的事在读者面前重演，让宋代的世情风貌借宋词的感性力量一一呈现，而宋词的芬芳也在不经意间从宋史的各个角落里飘溢而出，让人可以在微醺的气氛中尽情体味宋词与宋史结合、浪漫词境与历史实境相融的迷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