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水浒传》是一部产生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它生动而深刻地描写和反映了北宋末年一支以宋江为领袖、有众多英雄豪杰参加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这支队伍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曾程度不同地遭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迫害。为了树起反抗的大旗,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目标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开辟了根据地,建立军队。他们有严格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他们进行的是武装的斗争,而不是和平的、“合法的”斗争。他们的矛头所向,是地主恶霸,是贪官污吏,是封建官府,而不是某一特定的个人。《水浒传》着重剖析了农民起义的起因,它把王进和高俅的故事安排在正文的开端,紧接着叙述朱武、杨春、陈达被官司逼迫而上山落草,史进弃家逃亡的故事,然后又是鲁智深和镇关西郑屠的故事,林冲和高衙内、高俅的故事,这都不是偶然的。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营垒分明。作者一开始就用艺术的手段触发了读者的爱憎,引导读者得出了结论:封建统治阶级是腐朽的、残暴的;乱由上作,官逼民反。在早先的《水浒传》的书名中,冠有“忠义”二字,这突出地体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重要思想。“义”是起义军团结的手段。作者提倡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处世格言。“忠”是梁山起义军所追求的另一个更大的目标。在起义军的决策者们(例如宋江、吴用等)的心目中,他们只反对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僚机构中的奸臣、贪官污吏,而不反对皇帝。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尽忠报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也就是说,对内惩贪官污吏,铲除奸臣,对外要立功于边陲。他们之所以会受朝廷的招安,原因即在于此。
作者写农民起义,不满足于写农民起义的一两个片段、插曲,而是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从发生、发展到衰败、瓦解,全都收入笔底。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于,形象地表现和反映历史上的一场农民起义从首至尾的全过程,总结经验和教训,让人们深入地思考。
如果说,《水浒传》是一篇农民起义的史诗,那么,应当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篇农民起义的悲壮的史诗。如果说,《水浒传》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那么,应当更全面地说,它同时也是一曲农民起义的挽歌。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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