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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在张园举办的刘驹贤与吴小馥的文明婚礼，是当时上海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不少报社都派了专门的记者前去报道，在女界很有影响力的刊物《女子世界》，也以较大篇幅记录了婚礼的流程与细节。这篇报道被安排在第二卷第三期的“记事内国”栏目中，紧接在其后的是一条简短的新闻，题目为《离婚创举》。新闻的内容是一位上海务本女学堂的学生，结婚之后因为丈夫和公婆的专制，不能返校读书，因此要求离婚。新闻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但这件事情委实不同寻常，而且离婚的这位女士也非同一般，她姓杨名荫榆，江苏无锡人氏。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这是一位掀起过大风浪的女人。而她第一次出现在报刊的版面上，竟然便是如此特殊的情形。
据多年以后杨绛的回忆，她的三姑母杨荫榆长得不好看，性格也倔强，从小就不得父母的欢心。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家里给她定亲也比较草率，仅仅因为门第相当，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就将她嫁给了一个弱智的蒋姓男子为妻，“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这段短暂的婚姻生活是非常不幸的，杨绛的回忆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毕竟是事不关己，而且与三姑母的感情一贯淡漠，杨绛的这段叙述很是平静从容。但对于当事者杨荫榆而言，这肯定是她生命中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仅因为她身为女学生却被迫屈从父母之命嫁进那样的人家，而且相较于成人之美的自由结婚，女性主动要求离婚必然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与误解。《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在杨荫榆的新闻后写了一小段感言，开篇便说“此事闻之恶浊社会，鲜不骇且怪者”。离婚后的杨荫榆被家乡人骂为“灭门妇”，直到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学潮中，她身为校长与学生对立，还被鲁迅辛辣地讽刺为“拟寡妇”，以嘲笑她“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
杨荫榆因为女师大事件成为众矢之的，但在当年《女子世界》的编辑们看来，她敢于与旧式婚姻决裂，堪为女界楷模，“此女子不依赖男子而能自立之先声也。此等事能多见，而婚姻自然改良，而男子自大之气，翁姑专制之风，或得从此而稍杀”。然而在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中，这番希望未免过于乐观了。中国家庭的传统向来是男子有“出妻”的自由，女性无离异的权利，在婚姻中的忍耐与顺从是“妇德”的基本条款。即便是有近代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突破不如意的婚姻藩篱也同样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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