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作为启迪民智，或大众教育的工具，在新闻史上，并非自古就有的。直到19世纪以前，报刊作为交流工具，一直是上流社会的精神特权，一般的下层民众是无缘问津的。因为这种报刊除了价格高昂，下层民众在经济上难以承受外，其典雅深奥的内容、繁琐艰深的文字，也使得民众望而却步。虽然在此之前，报刊在人类历史的进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仍然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存在。这种情形，自然不能归咎于报界自身，而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19世纪初期，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进展，早期的大众化报刊开始出现，在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涌现出了第一批面向普通大众的“便士报”、“一分钱报”。
大众化报刊的历史条件
一，政治民主化的完成
近代大众报业以新闻自由为基础，而新闻自由又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所以民主的政治秩序实乃近代大众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诸如发行特许制之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之废除，言论编辑政策之独立，均依赖民主政治的完成。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均获得成功，“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学说深入人心，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经基本确立。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大多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法制的保障。压制言论，取缔报纸，不仅与法律相矛盾：而且为公众道德所不容。这种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直接转化成了大众化报刊滋生的沃土。
二，城市规模的扩张
19世纪初期，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在数量、规模上都实现了很大的扩张。一方面，适应着工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大量的破产农民拥进城市，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城市，并且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而报刊正好可以成为他们认识社会，学习知识，顺应工作需要的工具。另方面，人口的集中及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都市已由过去的商品交易中心，变成了信息交流中心。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庄生活对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绝然不同，近代都市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关心城市内外的各种信息。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增强了社会对信息交流的需要，而且为报业的发展准备了更多的潜在读者。
三，工商经济的发展
工业革命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广告又成了工商业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手段。在19世纪前半期，广告产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实现了空前的飞跃，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在此时，报刊又是最基本的广告媒介，离开大众报刊，广告的繁荣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报刊广告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另方面，作为大众报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又是价廉，廉到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买得起。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广告收入，也是难以想象的。近代大众报业的经营支柱有二，一为发行收入，二为广告收入。后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提高其在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且只有它，才是降低报刊成本，降低报价的根本保证，才是报业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走上政治上独立道路的根本保证。
四，交通电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
通讯技术的革命，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是印刷技术的重大进展。欧洲自1450年应用活字印刷术以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印刷技术基本上还停在手摇平版机阶段，没省什么重大变化。至18世纪末期，蒸汽动力开始应用于生产过程。1814年，又一个德国人发明了滚筒式蒸汽动力印刷机。第二年，英国《泰晤士报》就装备了这种机器，从而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
其二，是交通电讯技术的发展。19世纪前，人类的交通主要依赖于马车和帆船。1804年，持里维西克把瓦特的发动机应用于运输，制造了第一辆火车头。1825年，历史上第一条铁路通车。铁路网的使用，使人类生活固定条件的陆路运输的最高速度提高了10倍。当年拿破仑在俄罗斯惨败后，从维尔纽斯到巴黎，走了312个小时。这段1400英里的距离用火车只需不到48小时。大洋航行，也由于蒸汽轮船的使用而缩短了距离。在此前后，有线电报也发明出来并进入了实用阶段。所商这些技术的进步，都直接地导致了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为广大读者更早地接受新闻创造了物质条件。
其三，是通讯让的出现及其发展。作为一种消息工厂、消息批发商，通讯社延伸了报刊媒介的新闻采集手段。此前，许多报刊因财力限制，无法搜集全面的新闻情报。通讯社则以廉价的服务，扩张了报纸的视野范围，降低了消息采集乃至报纸制作成本，从而加强了近代报业的经营基础。
大众化报刊基于的特定心理文化结构
报纸是精神产品，报纸的任何重要趋向，都是以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为背景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从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这一长达240余年的历史时期，是西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内涵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报纸既是时代的记录者，又是社会系统的一分子。报业的发展势必顺应社会的演变。报纸在19世纪初走向大众，既有的物质条件为其提供可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向其提出了召唤。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由于在纯市场机制下，生产与消费的决策都是分散、个别作出的，市场信息的收集要做到及时、全面、充分，单靠个人的力量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不单是经济领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如此。个人需要专业的新闻信息采集与发布机构，藉以摆脱孤独，取得与社会的联系。个人的这种强烈的新闻欲，是报纸大众化的根本推动力。当然，富有意味的是，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告市场万能“和谐论”的破产，而稍早一些的1922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媒体提供真实世界图景的不可能。但这距世界报业史上掀起大众化浪潮之时已有近百年的了。既然假定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报纸的主要任务也就不再是言论、说教，而是提供新闻信息，报纸不再是“观点纸”，而是“新闻纸”。报纸本身也不是福音书、启示录，社会假定报纸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个人。它和自然人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没有多少区别，生活于这个社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满足社会在某一方面的需要，接受商品交换的平等法则，服从政府的监管与法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