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西方生活使他摆脱了天朝大国的幻想，意识到闭关锁国的恶果，于是能以一种清醒的世界意识和眼光看世界。戊戌那年，他曾明确告诫曾朴：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正是这种世界意识促成造就了陈季同的文化输出和输入活动。
译介中国文化陈季同率先把《聊斋志异》译成法文译本，从而推出了介绍中国文化的西文畅销书。译作名为《中国故事》（《中国童话》），1884年在法国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其中编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白秋练》、《青梅》、《香玉》、《辛十四娘》等26篇故事。
该书出版后，一年中曾三次再版，总至少再版5次以上，可见该书受法国人欢迎的程度。次年，即由James Millington译成英文在伦敦等地出版，同样受到英语读者热烈而友好的欢迎。1890年4月1日，荷兰著名汉学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在1890年4月1日的《通报》上专文推荐此书。
陈季同认为《聊斋》中每一篇都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生活，它最能完整地体现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在一定意义上，它比所有其他形式更能完美地表现一个民族的内心生活和愿望，也能表现出一个民族理解幸福的独特方式。这是陈季同译介《聊斋志异》的动机。
译介法国文学和律法
陈季同最早独立翻译了《拿破仑法典》。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法制，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翻译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
在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的《求是报》上，他从创刊号起，一直担任“翻译主笔”，译介西学，连载其所翻译的法典，宣传维新思想，颇具影响。先后刊登过《法兰西民主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12篇。其中“齐家律”所译内容最多。据《福建通志·列传·陈季同传》记载，陈季同“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晚年闲居上海，“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
他曾以“三乘搓客”为笔名，连续译载法国作家贾雨的记实性的长篇小说《卓舒及马格利小说》。可惜刊物中途停办，小说没有译完。但他却留下了法国小说。他翻译出版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称陈季同是他学习“法国文学的导师”，说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英国大汉学家翟理思等人，就称赞他法国语文知识极为广博。他谈起法国当时的各文学流派及其优劣得失来能如数家珍。
20世纪初，陈季同还曾在南京主持翻译局。据说他，“每当译书时，目视西书，手挥汉文，顷刻数纸。”他的译笔总体流畅可读，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什么翻译理论研究的文论。
陈季同的胞弟陈寿彭（字逸如）在陈季同的引导下，留学欧洲，成为晚清出色的翻译家，有多种西学论著，弟媳薛绍徽为罕见的著名女翻译家，这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也很值得一提。 陈季同率先将中国文化、中国戏剧介绍给西方读者。在法国，陈季同用法文发表了《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中国人的快乐》、《黄衫客传奇》、《中国人笔下的巴黎》与《我的祖国》等，这些著作受到法国人民普遍的欢迎，也为陈季同在法国文学界赢得了声誉。他的作品总体来说富有民族尊严感，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文风幽默轻快，文字通畅而流美，充分表现了陈季同娴熟的法语。曾朴曾称赞陈季同所作法文的小说、戏剧、小品等，极得法国文坛的赞许，阿拉托尔佛郎士（Anatole France，1865-1924，今译法朗士），向来不容易称赞人的，也说他文笔诚实而轻敏，他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中国戏剧》、（1886）是介绍中国戏剧的法文读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在此书问世之前，中国古典戏曲已有法文译本，但像马若瑟（Josephde Prémare，1666-1735）译的《赵氏孤儿》却只译旁白，而删去曲文（唱词），破坏了中国古典戏曲、白统一的特性，西方读者难以领略中国古典戏剧集文学、歌唱、舞蹈、科白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和浓郁的民族特色。陈季同凭借其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深刻了解，生动地解说了将中国戏剧的种类、角色、表演极其抒情性、虚拟性与舞蹈化。
《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是两本在西方影响很大的书，而且都被译为英文。美国芝加哥出版的《中华帝国：它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收录了《中国人自画像》中的妇女、结婚、离婚和宗教与哲学四篇。
陈季同写这两本书的目的是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娱乐，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陈季同对中国人经常是被误解的现象深感遗憾，旅行者碰上一个大块头，会在小本上记上：'这个遥远国度的人身材很高'，反过来，如果他碰上一个矮子，则写道：'在这个国家，人们只见到矮子，就像到了格列佛（Gulliver）笔下的矮人国。'对风俗的记载也是一样。他打算在这本书中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来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却以欧洲人的精神和风格来写。我希望用我先天的经验来补助后天的所得，总之，像一位了解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一切的欧洲人那样去思考，并愿意就研究所及，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所在。
《中国人自画像》像解剖麻雀似的，生动而富有情趣地描述中国社会有关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文学等各个侧面。《中国人的快乐》则是从娱乐的视角：游戏、仪式、节庆，来描述中国。陈季同认为：游戏、仪式、节庆，尽管各个国家、民族都有，但它们却有发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民族观念的独特个性 。该书有家、宗教和世俗的节日、乡野之乐、永恒的女性、正经之乐、餐桌上的快乐、灵巧招术、各种游戏、赌博、公共娱乐、结尾：达观者之乐共十一章，描绘出一副副颇有情趣的民俗画卷，是《中国人自画像》的姊妹篇。他表明：再也没有什么比娱乐更能显示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了。告诉我你怎样娱乐，我便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此书的法文本直到1975年还在巴黎重印。
在撰写这两本书的时候，陈季同无意识地成了较早系统地着手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为现代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早期素材。两书都均多用比较的方法，夹叙夹议，很多剖析是入木三分的。他的批评虽有批评中国传统习俗的，但更多是针对西方。他说：书中对西方风俗习惯的批评随处可见。千万别忘了我写作时用的是钢笔，而不是中国的毛笔，并且我已经学会了按欧洲人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
比如《祖先崇拜》一文对比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祖宗的不同态度：中国人普遍虔敬祖先，而西方人习惯忘却死者忘掉，一般说来，在西方，三代以外的先辈就没人知道了。这表现了中西方伦理观念的不同。《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提出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家庭观念的差异极其鲜明而有特色。
其实，文化比较在陈季同的其他作品也有表现，说明了他的一贯用心，比如他的《吾国》中木兰与贞德一文（李华川译）?中有如下比较：现在，在这两个女英雄之间，读者应该更喜欢哪一个呢？这里首先是一个民族观念问题。在欧洲，无疑需要召唤一个伴随着传说、奇迹、天使和圣徒、梦幻和显的形象，一个被启示者，一个处女和殉教者。
相反，中国家庭生活的理性主义（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状态的缩影），只能产生一个忠诚于亲人的淳朴姑娘。从众人中崭露头角后，她脱去戎装，又成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回到家庭生活的圈子中来。她像别的姑娘一样结婚生子，并将忘记作为青年战士的英雄事。贞德象征着法国中世纪充满热情的神秘主义，木兰则体现了中国的家庭观念和家长制的社会结构。
他在《中国人自画像·序言》结尾时又说：在此先请求大家原谅，请求所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的原谅。其实，书的内容和此声明都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陈季同的爱国和思想深处潜存着中国的传统意识。笔者以为，陈季同对中国传统的阐述似乎渗透着狭隘的，因过于真挚而略嫌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某些为中国的陈规劣习，如溺婴、缠足等，所做的辩白实际上是苍白的，而某些对西方的攻击不得不说源于对个别西方文化现象的误解，因而自然显得牵强而欠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