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你们眼中的汉武帝

各抒己见吧。。。
呵呵
不要复制的,晕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一位具有突出历史地位的皇帝。人们经常以秦皇汉武并称,正是这两位划时代的帝王,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政治格局和天下秩序。

汉武帝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汉族的历史上是一位具有特殊历史功勋,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帝王。

首先,在汉武帝时期,征讨四夷,开疆扩土,奠定了此后汉人大致的居住区域,给了后世子民足够的生存空间。在武帝统治期间,国家的版图几乎同时往东西南北四方扩张。东边,水路并进,灭了卫氏朝鲜,设置四个郡,把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央控制下;西边,在降服匈奴的休屠王和浑邪王后,在河西屯田建设,割断了西羌和匈奴的联系,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阳关大道;且斩楼兰,破车师,灭大宛,威震西域各国,为日后西域纳入中央管辖奠定基础;北边,发动对匈奴大规模的反击战,经过河南、河西、漠北三场决定性的战役,拓地千里,使得匈奴远遁;南边,分别降服了南越、闽越、东瓯、滇国、夜郎等许多国家,势力深入中南半岛。在打下来以后,汉武帝还能很好地巩固,并用中原的文化对四方进行感化,汉武帝时期全国郡县的分布区域大致和现在汉文化覆盖的区域相当,除了汉族本部,还多了两块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地方——越南和朝鲜,可以说是汉武帝把华夏文明的火光扩大到四方,并奠定了华夏子孙的居住区域,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了读书人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信仰,也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有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意识。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很必要的。而武帝刚接手的时候,国内是多方面的思想并存,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占了统治地位。汉初的政治是很不稳定的,经常变动,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武帝在遍阅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找到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统一思想,外儒内法,儒法结合的统治方法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这点对于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对于汉族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正是以儒家作为主线在此时开始形成。

再者,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击败了盛极一时的军事强国匈奴,降服了周边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确立了中国对周边民族宗主关系。武帝对军队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和水师,为汉军横扫四方奠定了基础。而且武帝的改革是在更深层次——物质和制度层面进行,通过改良武器和优化制度,保证了汉朝军队长久的武运。在武帝之后,整个汉王朝,中原对周边的部族都有着巨大的军事优势。武帝很注意保持中原对于四夷的武器优势,严格控制武器和铁器进出边关,对于违法的商人,毫不留情地正法。在西汉的时候,一个汉兵能对抗五个胡兵,主要是武帝缔造的武器优势。

最后,加强了中央集权,以推恩令为依托,加以政治军事手段,逐一虚弱并消除了各个同姓诸侯国,从此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经济上,收回了铁盐铸钱三大利,作为国家独营,使得中央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大为加强。还设置了京师太学,大力多渠道地选择人才,不拘一格,这些人才选拔的措施,在当时无疑是先进,也为后来的科举制度起了一个雏形的作用。

当我有幸在敦煌以西看到汉代的长城遗址的时候,顿时肃然起敬,更对当时的将士心存敬畏。就是在这片当今看来仍然是人类难以生存的茫茫戈壁沙漠,我们的祖先在这里艰辛开拓,才有了如今广袤的国土。而这玉门关外一段段残存的长城,在夕阳的照耀下,更显得无比的伟岸,因为那是一个民族强大的背影。

1.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
2.颁布推恩令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加强监察制
5.派卫青 霍去病攻打匈奴
雄才大略 有文治武功的伟大君主对汉武帝的评价是一个非常棘手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汉武帝死后不久、就是他的儿子刘弗陵继位8年之后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与其他国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桓宽写作整理的《盐铁论》,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议的实况。到了东汉班固写作《汉书》时,对于汉武帝的评价主要记述他的文治,第一次提出了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功绩;也就是说,只提他的文治,不提武功——不提,就是表示含蓄的批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武帝去世后,关于他的评价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到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时,对于汉武帝的批评就公开了,说他穷兵黩武。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在他身后,为何出现不同的声音?该如何看待这些评价?汉武帝不是一般的君王,他是西汉王朝的一个关键人物——西汉王朝的鼎盛期正是武帝时期。这个人至今该如何评价、看待,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汉武帝的旷代武功

汉武帝一生,从16岁继位,70岁去世,在位54年,在位时间之长一直到清朝康熙才打破这个纪录,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在这54年中,对匈奴作战长达44年。所以很多人评价汉武帝的时候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对匈奴作战的问题。司马光评价他穷兵黩武,班固绕开他的武功。

匈奴作为中国古代北方的草原民族,存在时间很长。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匈奴草原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骚扰。

匈奴和汉朝的矛盾,在刘邦在位期间已经不可收拾。刘邦曾亲自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征讨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精兵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粮草断绝,处境十分险恶。陈平提出用重金贿赂匈奴阏氏,刘邦的部队才得以解围。这次惨痛的教训使刘邦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西汉王朝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军事上同匈奴抗衡。从此以后,刘邦就定下政策,以和亲的方式来缓和同匈奴的关系。这一政策在刘邦死后一直延续了汉惠帝、汉文帝和汉景帝三个朝代。

和亲的六七十年间,汉朝没有大的战事,但匈奴对汉朝的掠夺,从来没有停止过。早期以掠夺财物、掠夺边地的老百姓为奴为主要目的;后期目的就是报复。

汉武帝16岁继位,第二年他就在全国搜罗人才,出使大月氏。因为他了解到大月氏曾是匈奴的天敌,他想联合大月氏,对抗匈奴。这个出使的人就是张骞。虽然,张骞花了10多年时间才回来,但我们可以看出,17岁的汉武帝作为一个少年天子已经下决心要联合大月氏,对付匈奴,有了一个对匈作战的整体规划。

这种勇气、这种魄力、这种战略眼光是非常罕见的,何况出自一个17岁的皇帝,刚继位二年的皇帝。

当然,打仗需要大量的战略物资,打仗就是烧钱。汉武帝有这样的眼光,是因为他继位的时候西汉经济力量空前雄厚,这是他的经济资本,是他的本钱。

但是,除了谈基础之外,首先应该看到汉武帝的魄力。

每一代国家的领导人,都会面临他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他有没有勇气面对、他有没有魄力去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评价一个皇帝,不是看他后宫有多少嫔妃,而是看他敢不敢担负起他作为一代皇帝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武帝是非常懂得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汉武帝采取的办法就是要对匈奴进行战争。

提到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必须提到三个人:卫青,霍去病,李广。很多人喜欢卫青和霍去病,称他们为卫帅、霍帅。其实,真正的“帅”是汉武帝,他是整个对匈作战的蓝图的绘制者、战略的决策者、战役的制定者。每一次作战,攻击的对象、将领的选择、兵力的配备、后勤的保障,都是汉武帝亲自过问安排的。卫青、霍去病,是将兵之人,汉武帝才是将将之人,是没有带兵的军事战略家。

汉武帝的千古文治

我们看汉武帝另外一个方面,在文治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独尊儒术,加强中央集权。

西汉政府此前没有明确的治国思想,谈不上儒,也谈不上道。汉武帝继位前,同时接受两种教育,既读了道家的书,也读了儒家的书。

而由于窦太后的影响,西汉此前实行“无为而治”——当时由于经济力量不雄厚,没有办法作事情;而汉武帝时,经济力量雄厚,想要有所作为,所以需要“有所为”的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统治思想。

所以,汉武帝很重要的思想,是尊儒。但,这个“独尊”,需要正确理解,当时其他诸子百家还在发展。汉武帝其实是王霸兼用,王道就是儒家,霸道就是法家。

封建统治者的一个特点,就是独裁,最喜欢的就是法家。法家告诉他怎样统治臣子驾驭百姓,但他又希望天下百姓按照儒家思想,尊卑有序。对外推行儒家,自己喜欢法家,儒表法里,这是历代君王最本质的东西。

汉武帝的作用,是为儒家推崇的五经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的文人。这批文人,作为西汉政权文官的储备队伍,给知识分子指了一条路,形成了中国流传久远的文官集团制度。

中国历史上,有四种执政力量:文官,武将,宦官,外戚。四种力量中,文官执政,政治清明;武将掌权,往往造成割据;宦官和外戚是中国政坛上最黑暗的两股势力。

汉武帝在尊儒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等于给后世开辟了一种制度,他创立的这种制度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远。他是一个建立制度的人、制定规则的人,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汉武帝文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他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诸侯王的问题。诸侯王始终是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一方做大,形成对中央叫板的形式。从刘邦杀异姓诸侯王,到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汉朝前期几个皇帝都在和诸侯王的较量中奋斗,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汉武帝。

他用了两手办法:实行推恩令,让诸侯王每个儿子都能封到领地,把一个大诸侯国从大的切成中的、中的切成小的,表面上是推恩,实际上是挖了诸侯国的根基,使诸侯王国的面积大幅缩水,对巩固中央集权起到很大作用;第二手,借酎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一次夺了106个诸侯王的爵位,几乎把诸侯王的爵位夺光。这种大规模的罢黜非常罕见。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实力非常大,大到可以任意削你的封,夺你的国。这是武帝时期独有的。

再一点,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加强皇权。汉朝相府权利向来非常大。汉武帝不信这个,他要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他的做法,不是废掉相国而是实行内外朝制:在全国选拔许多年轻人才,加一个侍中的头衔,和他在宫内一起制定政策,以诏书的形式发给丞相,丞相由国策的制定者成为了国策的执行者。

制定和执行,是两码事。执行,最多做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制定规则,往往涉及利益的分配。汉武帝一下子把相国从规则的制定者变成执行者,所以武帝时期的13任相国,到后面几个,丞相府就破败不堪了,没有权力啊。

这个政策,到底好不好?也值得商榷。以前,和相国商量政策,相国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决策的时候多了一层监督。现在变成皇帝和地位卑微的人制定政策,导致皇帝更加独裁。

汉武帝还创立了13部刺史制,把全国分为13个行政区.刺史的权力就是监督这个范围中的2000石以上的高官。也就是说他最早实行了中央政府的监察制度。

汉武帝是创造制度,制定规则的人,所以在文治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建树。

武帝评价毁誉参半

综合以上两点,汉武帝在文治武功上都有建树,他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是一个有作为的人,而且他把秦代的国土扩充了一倍,现在的云、贵、川包括两广、黑吉辽,都收归中央政府管辖。所以他的贡献是非常大。

但这个人,历史上又称他为暴君,穷兵黩武。有没有呢 ?他确实有着杀伐任性、暴虐无道的特点。

一个人,都有两面,有善、有恶。所以,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问题:抑制本性中恶的一面,光大善的一面。但是,作为皇帝,谁去克制他性格中恶的一面?没有有效的力量去克制。这样就导致武帝的人性,后期发生很大变化。

汉武帝这样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到了晚年却逼死了自己的皇后卫子夫,逼死了太子刘据,逼死了3个皇孙中的2个,导致他死的时候,没有年长的太子可立。

国赖长君。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国家是否由一个成年人掌握。汉武帝死的时候只有4个儿子,两个还不成器不能用。选来选去选了他的皇八子刘弗陵,著名的汉昭帝。

选择8岁的儿子作皇帝,那是不得已而为,那不是他的本意。理论上,40多岁的太子刘据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被他逼死了。幸亏,他立小儿子继位的时候,找了以霍光为首的5位顾命大臣,作为他8岁幼子的辅佐人,保持了政权的延续性。你想想,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晚年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汉武帝评价的复杂性

汉武帝评价非常复杂,有人说他暴君,有人说他明君;有人说他英雄,有人说他庸主。一直到现在,评价仍然有分歧。其实,汉武帝就是一个多样性的人,他本人的多样性,导致对他本人评价的多样性。

拿汉武帝对人才来看,他既爱惜人才,又不爱惜人才。汉武帝一朝一共用了13位丞相,6位死于非命。封建社会当官的人,一生中能做的最高的官,就是相国。但是汉武帝中后期,要谁当相国,谁都吓得要死。公孙贺是汉武帝时期的抗匈名将,他的妻子是卫子夫的姐姐,既是高官、又是名将、还是皇亲,汉武帝任命他做相国,他竟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他的哭声也让汉武帝潸然泪下,当然,汉武帝最后还是一咬牙走了。干了十几年,公孙贺全家灭族。

汉武帝手下的大臣汲黯曾经强烈批评汉武帝,说“天下人才早晚被你杀光”。汉武帝回答说,“天下人才杀不完,缺乏的不是人才,是发现人才的眼光”。一个皇帝这样说,少有。

他喜欢一个女人,可以对她很好。他喜欢卫子夫的时候,她的姐姐、弟弟,全部得到重用;他喜欢李夫人的时候,李广利就封了贰师将军。一旦不喜欢,他马上变脸。卫青受宠时,3个幼子都封侯;但他晚年,非常凄凉,3个儿子都失侯,长子卫伉还被杀。

汉武帝的多样性表现得太明显了。做皇帝的人,有了过错,两种办法,罪人、罪己。自我批评,罪己;拿别人出气,罪人。

他曾听信人言,认为太子刘据谋反,结果逼死了刘据和皇长孙,而且把当时帮助太子的人也全部杀了。后来,当他知道“谋反”是个冤案,为太子平反的时候,又把镇压太子的人都杀了。这样的做法,等于把所有错误的做法都加罪给了臣子。

汉武帝是个性情中人,一生气就杀人,一高兴就封人,罪人的一面非常突出,但他在罪己方面也很了不起。他晚年曾下发《轮台罪己诏》,对44年对匈作战,耗尽国家钱财之事,进行自我批评;同时,调整政策,缓解矛盾,昭帝、宣帝继续这个政策,出现昭宣中兴。

所以,汉武帝既是一代明君也是一个暴君。说他是明君,是因为他知道其承担的历史责任;说他是暴君,则缘于他杀伐任性。

汉武帝这个人评价的多样性首先是他是一个多样性的人,比如说,你说他对女人好与不好,很难讲,好的时候非常好,差的时候非常差;他对人才怎么样?既爱惜人才又不珍惜人才;他对他自己,出现错的时候,既罪人又罪己。这种多样性导致我们现在对汉武帝的评价非常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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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9-10
正剧和正史是两码事,而正史和真史又是两码事。无论大厦将倾时,还是国运昌盛时,

汉武帝总能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
端详汉武帝

几分功过?
吴思毫不掩饰自己对汉武帝的观点:“我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功过四六开,

甚至是三七开。”
仅就汉武帝最大的业绩攻击匈奴来讲,吴思认为,从战争的效果看,国内民生

凋敝,外患并未根除。汉武帝的铁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样的效果,以代价更

小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比如修长城。
对于汉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遗产”,吴思认为:精神遗产,看怎么说。打仗

可以看成精神遗产;修长城,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再比如清朝,睦邻友好,邻国

有困难时伸出援手,两利,双赢,那不也是精神遗产吗?三种精神遗产,哪种更好?

为什么非要打呢?难道说,我们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欧洲,然后祖先的手下败将再把

欧洲灭得灰头土脸,这个才更好?
缺了汉武帝的霸道,我们民族是否会因此少了一种激烈情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老百姓哪能为这种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

呢?”吴思说,“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

母都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太旺盛,当一

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

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为导致后人效法攀比,那就

更不好了。还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遗产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已从个人行为转化为民族的共同记忆?他功劳真的需

要那么激烈的质疑吗?
“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的评价。晚年汉武帝自己下罪己诏了。我们

更应该从这笔精神遗产中获益。”吴思笑盈盈地说。
总之,吴思认为汉武帝个性鲜明,雄才大略,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的过失,而

且过大于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朴民则认为,汉武帝功劳大,错误多。文帝景帝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武帝则是弄个乱摊子,让别人来收拾。
然而与吴思不同的是,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是在诸多内外方略中,选择了一个

短期有利有弊、长期影响深远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

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

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

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

彩。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除性格原因以

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

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

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
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

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

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

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

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

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

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对汉武帝的功过则倾向于描述。
汉武帝时代,在中国的疆域中,农耕区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现在都差不太多。

汉武帝打败了匈奴,夺取了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没有河西走廊,中国的疆域

就不会发展到中亚。岭南,汉初实际上难以控制,汉武帝时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权控

制之下。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大一统”,这些地方不统一进来,就不能算完成了

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基础。“客观地说,

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

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葛剑雄说。
汉武帝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政府结构也影响深远。汉武帝时代的

“内朝”、“外朝”制度,后世基本沿袭,变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内阁

制等等。
葛剑雄认为,汉武帝确实有穷兵黩武的一面。反击匈奴,却把军队打到了今天

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来解释。汉武帝为了让李夫人的

哥哥李广利获得封侯的机会就发动战争,这种私人动机不应该替他隐讳掉。
盐铁官营,把专制集权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聚敛财富。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流民四起,人口减半。
另外,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骗子纷至沓来,搅扰朝政。晚年刚愎自用,

性情叵测,儿子杀了,夫人也杀了,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就会感到大祸临头,

还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
从各方面看汉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晚年有所

反思:颁诏罪己,息兵休养,顺利交班。这些政策的实施,多少弥补了早年狂悖所

造成的灾难。

学者最想看什么?
葛剑雄完全没看电视剧《汉武大帝》,因为“我不必通过电视来了解汉武帝”。

吴思也一样,“我没有看的欲望。电视剧没完没了,浓度太低,太耽误时间了。有

看电视的时间,不如看历史资料。”
两位学者都没看《汉武大帝》,但也都有自己的好奇。
葛剑雄说:“如果我去看《汉武大帝》,我最想看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汉武

帝。别套光环,也别抹黑;汉武帝是政治家,也是普通人;是暴君,也是明君。
“如果要表现汉武帝,尊重这段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一

方面,汉武帝是历史时代、整个社会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

生涯,经常会使人浮想联翩———历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汉武帝意

气风发,功欲炽烈;晚年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最当他权力达

到顶峰时,实际成了孤家寡人。当他后悔时,一切都晚了,这是帝王的典型悲剧。

可另一方面,汉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时,大臣的孩子抱着他

玩,他会感到非常高兴……
“司马迁,也有不那么伟大的一面。他富于情感,这对文学家是优势,对历史

的记录者却是短处。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物描写中往往有夸张成分,而对有些重要人

物却过于简略。李陵的战败和投降,汉朝方面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个性也有

软弱的一面,以民族大义衡量就不可原谅。总之,人无完人。”
葛剑雄说,自己没有看战争的大场面的欲望。看待汉武帝讨伐匈奴,他认为不

能只从汉族的角度看,汉朝和匈奴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程度,历史的伤痛是否更深重?

要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汉匈斗争。
吴思对汉武帝最感兴趣的有三方面,却都与视觉关系不大。首先是汉武帝如何

处理对外关系,其次是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再次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争

论。这三者是浑然一体的,但如何处理与工商阶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代皇帝永

恒的问题,也是现阶段吴思最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在汉武帝时代,这个问题在争论

中达到高潮,焦点是,工商业是官办好还是民办好?
吴思说: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点在汉朝已经是共识了。治天下,

和谁共治呢?
“战乱平息,王朝初建,中产阶级往往已经被消灭殆尽,此时天下以自耕农为

主要人口。然而和小农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会通过官僚体系控制农民,与

官僚集团共治天下。接下来,地主阶层发展起来,并迅速与官僚结合。此时皇帝与

官僚地主共治天下。农业定局了,再接下来,工商业发展起来。统治者就开始考虑

是否与工商业阶层共治天下的问题。但是工商业阶层在中国一直很弱小,历史上工

商业阶层一直没能力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
“统治者对待工商业,最简单同时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图的行业拿

过来自己垄断。汉武帝时的盐铁行业即是如此。汉初的冶铁行业,应该是民营的。

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秦时被从赵国发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后就办起了冶炼企业。

当时战争频仍,钢铁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孙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汉武帝时代,卓文

君和司马相如私奔时,卓家的日子还过得相当好。冶铁能有这么大利益,官家当然

不会袖手旁观。官家把盐铁拿到手后,企业马上就会出现低效、腐败等现象,由大

利变成亏损。此时,民间力量就有机可乘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收买官员,分得一杯

羹。官员被收买之后,整个社会的实质就变了。”
吴思认为,民间力量渗入官营工商业的过程不会是正式的、公开的,而是偷偷

的,是“一个人的革命”。但吴思不认为此时官家就会代表私营工商业力量:“没

杀鸡取卵,就是代表鸡了?那不是可笑吗?”
汉武帝将盐铁官营,后来引起争论。法家认为,盐铁应该官营。而儒家则反对

“与民争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证据充分。比如,冶铁官营之后,镰刀

割不动草,价格却很高,没人买就摊派。企业为了完成指标,就制造大件,卖不出

去就堆着生锈。
早在汉武帝时事实就已证明,工商业官营是行不通的。然而这种争论一直在翻

版,只是每次的争论用词都不一样,大家都自以为碰到的是新鲜事。历史的经验教

训就这样被忽略了。
比如宋朝,王安石时代类似争论又出现了。汉武帝时代的悲怆,重蹈覆辙就会

具有闹剧色彩,而反复重蹈覆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

把关。他对电视中汉武帝如何把握时机特别感兴趣:什么时候韬光养晦;什么时候

确立儒家意识形态的权威;什么时候打匈奴;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选择接班人……
电视剧《汉武大帝》结束于汉武帝辞世,而黄朴民很想看到后来发生的故事。

武帝死后,霍光主政期间,社会上“贤良”、“文学”纷纷发难,对汉武帝全盘否

定,而桑弘羊一派则坚决捍卫汉武帝的一切政策。霍光一方面调整政策,将“贤良”

、“文学”的怨气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则仍肯定武帝的功劳。正由于霍光的

务实态度,汉祚才得以延续,重又振兴。
除此之外,“有些台词设计得挺好,比如‘让人家讲话嘛’,大家一听就会感兴

趣。”黄朴民说。

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
历史专业学者,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反倒更宽容。
葛剑雄认为,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基本上符合史实就可以了。完全是编造的也

没什么了不得,只要说明白就是‘戏说’就可以了。”
“大家下班回来,一天忙下来都很辛苦,谁还想坐下来接受历史教育?”真正的

历史知识和观念还得靠历史廛和历史书的传播。
那么汉武帝时代,电视中人物却一口现代用语,这可以接受吗?
葛剑雄认为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都用汉朝话说观众听得懂吗?再说,就算

用汉朝话说,我们所知道的也仅限于汉朝书面语,汉朝口语有谁知道呢?
葛剑雄说,如果过分计较历史的真实,《史记》也是值得怀疑的。中国的历史文

本一向承载着政治任务,孔子编篡《春秋》就是贯彻分阶段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掩

盖和篡改史实,审众所周知的。我们应当善于透过文本来猜测背后的事件和真实。只

有如此,我们才能发现,书中所谓“天子西狩”并非皇帝外出打猎,而是被人赶得往

西逃跑。
黄朴民也持相同看法。他说,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不要期望历史剧承载太

多的东西。如果太过较真,那么《三国演义》就没法拍了。敌我双方上将大战五十回

合,双方小兵围着观礼。大将一死,小兵一哄而散。真实的战争哪有那么打的?
追求真实应抱有合理的期望值。黄朴民提出了两种可以实现的真实:“近似真实”

和“逻辑真实”。
李广之死,《史记》里明确记载是因为误期自杀,但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李

广是战死的。为了艺术效果而“近似真实”,是可以接受的。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太皇太后和田羛烧毁了景帝留给窦婴的遗诏副本,导致

窦婴以“矫诏”罪名灭族。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逻辑上是成立的,这就是“逻辑

真实”。
当然也不是一味的宽容。黄朴民认为,历史题材的正剧应该具有“四大”:
大真,即大处真实;大气,创作者应具有博大的历史观念和民族情怀;
大雅,要尊重艺术创作和艺术想象的规律,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细枝末节;
大美,历史剧的视觉效果要求应当更高一些。
黄朴民认为,历史题材的正剧,是一个历史公众化的过程。其中出现的问题,应

该借鉴西方影视史学的方法论,把疑问和批评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以此引导历史题

材正剧的创作。
每次历史题材的正剧热播,历史都要接受一次现代价值观的重新评估。面对历史,

现代人很轻易就可以获取道德优越感,这样做有意思吗?葛剑雄认为,历史是不断发

展的,没有完全一样的历史;然而历史又是永恒的,人们必然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

行臧否。过去社会还没有达到言论自由的程度,人们不得不通过评判历史来表达现实

观点,应该说这是不正常的。
第2个回答  2009-09-09
一代雄主,像楼上说的,驱除匈奴没有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这纯属瞎扯,如果不打匈奴,边关就不会稳定,国家都不安稳怎么搞发展经济,每次匈奴叩关,大汉的百姓就死掉一大片,城池荒芜,国家战争的经济效益不是看你给国家的国库一时带来的财富的,而是看后期的收益的。不过刘彻晚年的作为却让人心寒,一场巫蛊,宫内死掉数千人,逼死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连一代名将卫青都郁郁而终,不过也幸好霍去病马踏匈奴后死的早,不然以霍去病的个性也不太会有好下场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9-09-09
我不同意那谁 掉牙20 的意见。汉武帝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皇帝,秦皇统一六国,武帝兴盛中华,武帝比秦皇更有作为,秦皇根本是个暴君嘛!汉武帝削藩伐胡,先对外征战,平定疆土,后对内施政,调养生息,为汉朝数百年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说武帝在晚年曾犯下了错误,但人无完人,孰能无过!综合评价,汉武帝统治时期仍是一文治武功双全的皇朝,乃以称之为“雄汉”!

参考资料:我对汉武帝无上的崇拜

第4个回答  2009-09-09
以前没有怎么考虑,后来看过别人的一些意见后,觉得有道理,综合如下:
1、作为非开国君主敢于杀伐,不惧征战,能实践“犯我中华天威者,虽远必诛”,确实是一代雄主。
2、历史上,刘邦有马登之围;据说打败匈奴后,刘彻有过说是为了高祖报仇的说法,这是携公器报私仇;同时打败了匈奴却没有从胜利的战场上取得利益,即没有取得经济上的胜利,反而过度消耗文景之治的成果,是谓愚主。
3、采用了独尊儒术的“高明国策”,以儒教为国教,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特别是宋之后,儒毒何止流毒千年?所以有人说此人该剐,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