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获得认定的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的统称。
中华民族共包括56个民族。除此之外,也有数个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的未识别民族。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相关的历史学及人类学理论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以及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有着不同的定义。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
在可信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历史学家认为华是源于上古的华胥国(位于陕西西安附近),也有人说“华”是因华山而得名,“夏”是因夏水(汉水)得名。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等意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也曾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 “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但是梁启超也创造了东方民族一词,他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的话语中,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经由最初的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到梁启超的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再到新中国参照苏联民族理论的识别认定活动,最终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这一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还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才最后完成,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三点原因导致:1、大规模抗战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2、国共联合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3、战争造成的人员迁徙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隔绝。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今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根据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民族不是汉民族),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海外华人(没有中国国籍)。
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词汇。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在族群内涵及地理范围上或有差异。但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一大背景、大前题下团结奋进,气壮山河的历史却堪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不得益于华夏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是泰山、长城一般壮丽的雄峙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