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被“左”倾错误摧毁的中国农业濒临崩溃。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它严重抑制和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丧失了发展的活力。其绝大多数基层生产团队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变成了“三个团队”(依靠贷款耕种，卖回食物，靠救济生活)。事实上，他们已经破产了。许多农民辛苦工作多年，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实施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村农业的必由之路。然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概念仍在实施，要求全国农村地区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运动已被纳入“左”的轨道，以巩固集体经济体制，“把农业产量固定到家庭”仍然是一个不可触及的“禁区”。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改革的洪流就彻底突破了“禁区”。“固定家庭生产配额”首先在安徽部分地区和其他省市地区悄然实施，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真的可以说，“星星之火”瞬间“点燃了草原之火”。
这一历史性的“突破”是如何实现的？“户籍”是如何从原来的“黑人家庭”变成“地方户籍”，然后正式申报为“国家户籍”的？我认为这正是理解农村改革历史的一个关键环节。
改革最早的“突破”出现在安徽农村。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决心改革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和一批地州县领导干部。
万里于1977年6月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历史上，以许多自然灾害、战争和人民贫困生活闻名的安徽省，也是“四人帮”破坏的“灾区”。该省只有大约10%的生产团队能够让他们的成员吃饱穿暖。他来到安徽后，立即去农村调查研究。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淮河，看望农民。他看到了四面墙没有过夜食物的农民家庭，没有棉衣只能躲在炉门草窝里躲避寒冷的老人，以及在寒风中搭火车逃跑的人群。他还发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前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组织方法和政策过于“左”，束缚了农民的手脚。为了使农村农业摆脱困境，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方式。但是，他知道，当前的形势已经决定了农村改革只能采取迂回的策略。改革的重点是改革人民公社的集体管理制度。但是，他不应该开门见山，而应该从党在农村地区的经济政策的执行入手，逐步寻求变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