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进与南进之争由来已久。总的来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是以北进战略为主导。从征韩论到大陆政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从吞并朝鲜到出兵西伯利亚，从九一八事变到扶植伪满洲国，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历届政府都把北进作为主要战略方向。
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军事战略发生转折的标志。二·二六事件是日本陆军内部主张北进的皇道派和主张南进的统制派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事件平息后，皇道派势力被镇压，北进的主张退出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军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完全服从于军部意志的广田弘毅内阁，军部加强了在政治中的发言权。
按照军部的要求，广田组阁后不久便开始制定国策大纲和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从各自的利益考虑，在对外扩张战略上存在意见分歧。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莞尔为代表，在考虑海军方面曾提出的意见并努力调整陆军省和关东军等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主张应首先倾注全力制服苏联后，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不过，陆军的妥协并未换来“统一”，反而使海军方面南进气势高涨，结果加剧了分裂。经过激烈争论后，广田内阁确立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正案，重新规定了战争对手的顺序问题，认为美国和苏联是最具威胁的战争对手，但无论是对美作战，还是对苏作战，都必须首先以中国作为作战基地。
进论和海军主张的南进论同时作为国策，确立起“南北并进”的方针。
二、七七事变爆发，积极北进转向择机北进1937 年 7 月 7 日，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借口调查失踪士兵下落，在卢沟桥挑起事端，蓄谋占领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政府、军部就如何处置事件发生了意见分歧，出现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之争。扩大派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意志，认为日本只要出动少量兵力，发动一场局部战争，国民政府就会屈服，日本从而可以迅速扩大在华北的势力，进而加强对苏战略态势。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不扩大派则看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大致形成，中国军民的抗日呼声空前高涨，担心这时发动局部侵华战争会引发全面战争，从而导致对苏战备无法完成。
7 月 28 日，日军见不战而胜的策略已无法迫使中国屈服，遂向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击，中日战端不断升级。8 月 13 日，上海事变发生，主战场移至上海。15 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决定实施全面抗战。日本政府见“不扩大方针”中不战而胜或小战即胜的企图已无法得逞，遂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宣称要采取“断然措施”。9 月 2 日日本政府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派遣大量师团陆续开往中国华北和上海地区，中日战争迅速升级。
战争初期，日军虽占有装备和战力上的优势，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受到重创。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日本不断增加兵力。1937 年末，日军为尽快打破僵持局面，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达 16 个师团，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武汉会战后，日本倾巢而出，国内仅剩下 1 个师团。本来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却投入到中国战场，这大大削弱了日军实施北进战略的实力，只能择机推行北进战略。
三、张鼓峰与诺门坎惨败，日本暂时打消北进念头苏联红军成立后一直没有打过比较正规的大仗，所以日本对苏军的战斗力是个未知数。但是，日军仍认为有希望战胜苏军，因为在历史上日本人与俄国人曾有过较量，并且日本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关东军中许多训练有素的步兵联队开往中国战场，北进计划只好暂时停顿下来，但日本的北进方针并没有放弃。
1938 年 6 月 13 日，苏联内务部远东地区局局长李修科夫叛逃到伪满洲国。日本人从他口中了解到苏联“大清洗”的一些具体情况，日本军方据此判断苏联军队必然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战斗力也必然降低许多。日本陆军一下子蠢蠢欲动起来。另一方面，由于日军正全力备战武汉会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准备对苏作战，所以日军高层有些犹豫不决。1938 年 7月底，一直跃跃欲试的日本陆军最终还是在张鼓峰附件发动对苏作战，挑起张鼓峰事件。一贯自认为“不可战胜”的大日本皇军，谁知同强大的苏联红军一交火，就被打得一败涂地。
事后，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认为：“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恃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
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张鼓峰事件的惨败，使日本在推行北进战略上，重新评估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但是，日
本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北进战略。1939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的策划下，再次
进攻苏联，引发诺门坎事件。诺门坎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达 20 万人，大炮 500 余门，飞
机 900 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是亚洲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立体机械化战争。战争的结
果，日军受到重大损失，仅其公布的阵亡人数就达 7696 人，负伤 8647 人，下落不明 1021
人。日军发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的哀鸣。经过诺门坎战役，日军在重新评估
苏联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提出了新的外交课题。由此开始，日本对进攻
苏联的北进战略顾虑重重。可以说，诺门坎战役日本是北进与南进战略转换的分水岭，此后
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再未有过主动北进的行动。
四、近卫文麿再次组阁，南进占据上风1940 年 7 月 22 日，近卫文麿再次被军部抬出组阁。近卫在组阁前三天，召集预定的新内阁外相（松冈洋右）、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吉田善吾）到其私人官邸密谈，这就是著名的“荻洼会谈”。此次会议，确立了日本将加强与德、意的紧密联系；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加强对苏战备；采取积极措施，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英、法、荷、葡等殖民地纳入到“大东亚新秩序”中的扩张计划。
1940 年 7 月 26 日，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要纲》。7 月 27 日，近卫内阁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明确指出日本将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迅速调整对外政策，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作为日本今后外交重点。这两个政策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正式由北进向南进实行战略转换。
1940 年 9 月 7 日，德国特使斯塔玛到日本进行军事同盟交涉事宜。从 9 月 9 日到 26 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与斯塔玛就军事同盟的实质性问题进行 17 次会谈，并于 1940 年 9 月 27日在柏林正式签署《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日本与德、意结盟就意味着与英美决裂。对此，美国迅速做出反应，限制对日出口，援助中国抗战并加强与英国的合作。
为彻底扫除南进过程中的障碍，松冈洋右又提出了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构想，妄图把苏联拉入三国军事同盟，形成所谓的“四国军事同盟”。不过，这种“四国军事同盟”构想最终没有实现。为确保南进战略的顺利实施，1941 年 4 月 13 日，松冈洋右在访问柏林的回国途中，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通过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的形式，暂时解决了侵华作战和南进作战的后顾之忧。可以说，《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实质是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的一种畸变，同时，也标志着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标的南进占据上风。
五、苏德战争爆发，北进、南进举棋不定6 月，德国开始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同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多次秘密会谈，要求日本履行盟约，从远东进攻苏联。日本国内对于是北进还是南进陷入了举棋不定的状态。
日本从 1941 年 6 月 25 日到 7 月 1 日，连续召开了六次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恳谈会，专门讨论了进攻苏联问题。外相松冈洋右主张先北后南。他认为，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正集中力量抵御德国的入侵，远东地区必然空虚，应乘机北进，配合德国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先南后北，待苏联出现败势之后，只须举手之劳，轻取西伯利亚。参谋本部认为，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中国作战，能用于北进的兵力很少，应解决中国问题后再北进。海相则主张全力南进，这样既可以切断西方援华交通线，促进中国问题早日解决，又可以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
▲德国进攻苏联，是日本北进的最佳良机
为了进一步解决北进和南进问题，7 月 2 日天皇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表明了日本在当前形势下的“国策要纲”是“竭尽全力解决日本在华冲突”，“加速南进”，基本上确立了日本对苏德战争的立场。
苏德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日本北进的最佳良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日本无力北进。于是，日本当局只好对苏联采取“熟柿子主义”策略，即用柿子成熟后自动落地，譬喻待德国打败苏联后，日本再趁机以最小代价占领苏联远东地区。为了掩饰南进的战略意图，日本关东军于 7 月上旬在中国东北举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人员达 70 多万，飞机 600 架。如此规模的军事演习，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于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