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下跪】
那天，天下起了蒙蒙的小雨我与几个同事一起去参加了上司母亲的一个追悼会，生平很少去参加这种场面碍于情面我亲眼目睹了他母亲从去世到送进火葬场的那种场景，我除了更多的对生命的叹息之外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命的短暂和岁月的无情表示无奈。
我清楚的记得我上初中那年，我的婆婆去世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小许多人世间的事情我还不懂得，因此在成年以后当我懂得这些事情以后它变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一个木匠经常在外面帮别人做点小工养家度日，母亲则没有工作每天帮别人带带孩子和帮别人缝点针线活之类的小钱来艰难的供养我们五姐妹读书，日子过得挺艰苦的，从小就使我们姐妹五人养成了在所有的孩子中习惯于去忍受和面对别人的欺负和辱骂，我们都习惯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忍受一切，因此我们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同时也赢得了邻居的同情和照顾。
那一年，婆婆突然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显得束手无策，要将一切丧事都有条不紊的办好这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一时间不知怎么才好，这种时候必须要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帮忙才行的，父亲因为脾气不好得罪过很多人，在加上我们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很得力的亲人来帮我们主持公道。
我没有想到的是：婆婆去世后，厂里的人们都三三两两的过来帮忙了，他们都是因为母亲的为人和厚道，不取我们任何报酬，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知道了人世间毕竟是好人多，他们无偿的支持感动的母亲热泪盈眶，当时我们的风俗是：第一天所有帮忙的人都来坐夜和安排，第二天就开始筹备的所有事物，所以最忙的也就是下葬的晚上，所有的亲戚和朋友这一天都必须参加，然后第三天就用棺材把人抬到山上下葬……那是需要很多的人帮忙的，因为没有朋友和钱婆婆选择的墓地较为偏僻，而且要走很多的山路，那一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使帮忙的人苦不堪言，虽然那天非常的艰苦但是帮忙的人们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婆婆的后事，厂里还专门为这件事情放了一天的假。
那天，请所有的帮忙的人吃饭的时候，母亲走到每一桌子吃饭的人面前双手合宜向他们表示谢意然后又跪下来向他们磕了四个响头，他们迅速的搀扶起了父亲和母亲，我当时也在吃饭我看到父亲含着泪花，额头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磕碰的血痕……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几乎连饭都没有吃完就迅速离开了桌子，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心都会抽紧的疼痛也成为了我以后人生经历的一个刻骨铭心的回忆……
【余光中谈散文：散文写作方法】
作者/余光中
散文的知性与感性
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为两极，理念与情感为对立，则每有知性与感性之分。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为“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 “临场感”(sense Of immediacy)。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为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为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逼进，而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也就是说，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叙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议论文的字里行间。纯感性的散文可成为美文，除了文体有别外，简直就是诗了。留朝的文章，尤其是江淹的(恨赋》、《别赋》之类，正是纯感性的美文。但是中国文化毕竟悠久，就连这样的美文也不脱历史的背景。若求其更纯，或可向小品之中去寻找。齐梁间文人的小简，在清丽的对仗之下，每有此种短篇佳制．刘潜《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便是美丽的样品：
丽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觉夏室已寒，冬襄可袭'虽九日煎沙，香粉犹弃，三旬沸海，团扇可捐。
寥寥三十五字，焦点只集中在一个感性上：收到的桃枝簟与象牙簟触肌生凉，虽在三伏盛暑，亦无须敷粉挥扇。相对于这种纯感性的散文，韩愈的不少议论文章，例如《原道》、《原毁》、《师说》、《讳辩，，讨论的都是抽象的理念，可谓之纯知性的散文。不过，正如法国作家毕丰所言：“风格即人格。”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
散文常有议论文、描写文、叙事文、抒情文之分，准此，则其第一类应是知性散文，其余似乎就是感性散文了。其实，如此分类，不过便于讨论而已。究其真相，往往发现散文的名作，在这些功用之间，只是有所偏重，而非断然可分。文章的风格既如人格，则亦当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绝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维持情理之间的某种平衡，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相济。也因此，知性散文之中，往往有出色的感性片段，反之，在感性散文里，也每有知性的片段令人难忘．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本质当然是知性的，可是读者印象最深的，却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后的一段。那一段究竟算是知性还是感性，固难断盲，可是到了篇末这几句，高潮涌 起，感慨多于析理，则显然是感性的：
古人*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则慑q'01．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同样地，《丘迟与陈伯之书)对于叛将晓之以义，动之以情，戒之以史，大致上是一篇知性文章，但其传世之句，却是“幕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富感性的这一段。反之，《前赤壁赋》原为感性抒情之作，但是苏子答客的一段，就地取材，因景立论，而以水月为喻，却转成知性的高潮。“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知性的哲理乃成为感性美文的脊椎，支撑起全篇的高超洒脱。同理，《阿房宫赋，是一篇华丽的辞赋，前三段恣意铺张，十足成了描写文。但从第四段的“嗟乎”起，虽仍维持写景的捧比句法，却渐从感性摆渡到知性。到了末段，正式进入知性的高潮：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叹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议论一波三折鞭辟入里，顿挫之中，势如破竹，层层相推，乃逼出最后的结论。逻辑饱满的张力，一路推向结论的高潮，其为美感，绝不逊于写景鲜活、叙事生动、抒情淋漓尽致的感性高潮。何以知性的议论也会产生美感呢?那是因为条理分明加上节奏流畅，乃能一气呵成，略无滞得。理智的满足配合生理的快感，乃生协调和谐之美。就文论文，不难发现《阿房宫赋)末段的句法，不但语多重叠，而且句多类似，一路读来，节奏自多呼应，转折之处更多用“而”字来调节，尤觉灵敏。这么安排句法，语言本身就已形成一种感性系统了．
准此，则把散文分成知性与感性，往往失之武断，并无太大意义．许多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两者之合，而非两者之分．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文章常有硬性、软性之说；有杆无旗，便失之硬性；有旗无杆，又失之软性。又像是水果，要是 一味甜腻，便属软性，而纯然苦涩呢，便属硬性．最耐品味的水果，恐怕还是甜中带酸，像葡萄柚那样吧。
所以太硬的散文，若是急于载道说教，或是矜博炫学，读来便索然无趣。另一方面，太软的散文，不是一味抒情，便是只解滥感，也令人厌烦。老实说，不少所谓的“散文诗’过份追求感性，沉溺于甜腻的或是凄美的诗情画意，正是此种软性散文。其实，不论所谓“散文诗”或是所谓“美文”，若是一味纯情，只求唯美，其结果只怕会美到“媚而无骨”，终非散文之大道。有一本散文集，以纯抒情为标榜，序言便说：“纯抒情散文是梦，是星空烟雨，是三月的柔思，是十月的秋云。”这几句话，尤其是“星空烟雨”一句，是否妥当，姑且不论，但是这样的风格论，要把散文等同于诗，而且是非常狭窄的一种抒情诗，恐怕也非散文之福。
要求作家下笔就得“载道”，不是自己的道，而是当道的道，固然是太：硬’了。反之，怂恿作家笔端常带“纯情”，到了脱离言志之境，又未免太“软” 了．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兼有心肠与头脑，笔下才有兼磁感性与知性，才能‘软硬兼施”。唐宋号称八大文家，而后世尤崇韩、柳、欧、苏。其中道理，当有专家深入分析。若以知、感兼擅为多才的标准，来权衡八大，则苏洵与曾巩质胜于文，几无美文可言。苏辙最敬爱兄长，也确有几篇传世的感性美文，亦能诗，堪称多才。剩下一个王安石，能文之外，兼擅诗词，当然称得上多才。不过就文论文，他笔下的感性固然胜于老苏与曾巩，但比之四大，却也较为质胜于文。拿《游褒禅山记》跟《石钟山记》来比，两篇都是游记，也都借题发挥，议论纵横而达于结论。然而借以发挥的那个“题”本身，亦即游山的感性部份，则苏轼的文章感性强烈，如临其境，显得后文的议论真是有感而发，王安石的文章却感性平淡，未能深入其境，乃显得后文的议论滔滔有点无端而发。总而言之，苏文的感性与知性融洽，相得益彰，王文的感性嫌弱，衬不起知性。
因此我不禁要说，同样是散文家，甚至散文大家，也有专才与通才之分。专才或偏于知性，或偏于感性，唯有通才始能兼擅。以此来衡量才之宽窄，不失为一种可*的标准。例如苏轼，在论人的文章里，其知性与抒情的成份尚有浓淡之分：《晁错论》几乎不抒情，至于《范增论，、《贾谊论》、《留侯论》，则抒情成份一篇浓于一篇．《方山于传9又别开生面，把抒情寓于叙事而非议论。至于(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五记，却又在抒情文中带出议论，其间情、理的成份虽各不同，但感性与知性的交织则一。更多姿的该是赤壁二赋，两篇都是抒情文，但是前赋在饱满的抒情之中，借水月之喻来说理，兼有知性，后赋却纵情于叙事与写景，纯是感性。苏轼兼为诗宗词豪，姑且不论，即以散文一道而言，其才之宽，亦不愧“苏海”。
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一直是文坛主力虽然不如诗歌与小说那么勇于试验而变化多端，却也不像这两种文体那么历经欧风美雨而迷惑于各种主义、各种派别。散文的发展最为稳健，水准最为整齐，而评价也较有共识。在所有文体之中，散文受外来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原来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力所在，并且有哲人与史家推波助澜，而在西方，尤其是到了现代，它更是弱势文体，不但作家逐渐凋零，连评家也不很重视。和诗、小说、戏剧等文体枢比，散文的技巧似乎单纯多了，所以更要*文字本身，也更易看出“风格即人格”。
新散文中当然也有知性与感性的对比。如果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等等人文学科的学者，甚至报刊的主笔、专栏作家等等，笔下兼具文采，则其文章应该算是广义的知性散文，而且当然言之有物。可惜一般文艺青年所见太浅，品味又狭，不免耽于感性，误会软性的散文才是正宗的散文。其实文学评论如果写出了文采，塑造了风格，像《文心雕龙》、《人间词话》那样，其本身也可以当作品来观赏。我在高中时代，苦读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不太能够领会，嫌其文体有点不新不旧，不文不白。后来读到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费孝通的《重访英伦》，便欣然有所会心。但是给我启发最大的，却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与《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这两本文艺欣赏的入门书，流行于30、40年代，很少人把它当做知性散文来读。我这位高中生却一字不苟地读了好几遍，不但奉为入门指南，更当做文字流畅、单调圆融、比喻生动的散文来体会。
俗语说得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予”则竭力遮盖本色。
朱光潜的文章，早在六十年前竟就写得如此清畅自然，颇为可贵。日后我自己写起知性散文来，不仅注意要言之有物，更知道要讲究节奏与布局。正是始于孟实先生的启蒙。
至于感性的散文，当然应该求之于当行本色的散文家。许多人很自然就想到了徐志摩，想到他的诗情画意。徐志摩原是诗人，下笔自然富于诗情画意，以散文艺术观之，其胜正在抒情、写景，《我所知道的康桥》可以印证。此文颇长，共分四段。就首段的缘起，次段的说理看来，叙事平平，议论也欠警策，均非所长；一直要等到后两大段描写康桥景色，并引发所思所感，才能读到十足的美文。更长的一篇《巴黎的鳞爪》，缺乏知性来提纲挈领，失之芜杂，感性的段落固多佳句，但每逢说理，便显得不够透彻练达。 这是我读韩潮苏海时未有的缺憾。
这种缺憾，见之于另一位诗人散文家的感性散文，情形恐怕更甚于徐志摩：那就是何其芳。其实，早期的散文家里，感性散文写得最出神最出色的，恐怕得数名气不及徐志摩而夭亡却更早的一位作家——陆蠡。在抗战期间，他被日军逮捕，继而杀害，成为早期新文学莫大的损伤。陆蠡的独创在于断然割舍冗文赘念，而全然投入一个单纯的情境，务求经营出饱满的美感。也许议论亦非他所长，但是他未曾‘添'足”，所以你也捉不到他的短处。例如《贝舟》一文，破空而来，戛然而止，中间的神秘之旅原来是一场白日梦。此文幻而似真，叙事、写景、笔法都飘逸清空，不像徐志摩那么刻意著墨，已经摆脱了写实的局限。《囚绿记》里，一个寂寞的人把窗外的常春藤牵进房来，做他的绿友，终于怜其日渐憔悴，又把这绿囚释回。不待细赏本文，仅看文题，已觉其别出心裁了。最出神入化的一篇《*》，只从一丝萦念的线头，竟抽出了一篇唯美而又多情的绝妙小品。且看下面所录怎样无端地破题，才一转瞬，方寸之间早巳开辟出如何的气象：
曾有人惦记着远方的行客，痴情地凝望着城际的云霞。看它幻化为舟，为车，为骑，为舆，为桥梁，为栈道。为平原，为崇岭，为江河，为大海，为渡头，为关隘，为桃柳夹岸的御河，为辙迹纵横的古道，私心嘱咐着何处可以投宿，何处可以登游，何处不应久恋，何处宜于勾留，复指点着应如何迟行早宿，趋吉避凶。
陆蠡不愧是散文家中的纯艺术家，但仅凭如此的美文，却不能充分满足我们对散文情理兼修，亦即文质彬彬的要求。于是我们便乞援于“学者的散文”。
这名称有点望之俨然，令人却步，其实不必紧张。此地的学者当然不是食古不化、泥洋不通的学究学阀，而是含英咀华、出经入典、文化薰陶有素，却又不失天真、常保谐趣的从容心灵。这种心胸坦对大干，以万象为宾客，富于内者溢于外，写散文小品，不过是厚积的学力、活泼的想象、敏锐的观察，在沉静中的自然流露，真正是“风格即人格”，一点做不得假。不过学者所长往往正是所短，因为博极群籍之余，每一下笔，那些名句常会不招自来，如果才气不足以驱遣学问，就会被其所困，只能凑出一篇稳当然而平席之作。所以愈是学富，就更必须才高，始能写出真正的学者散文。
学者的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情理之间。我曾经把这种散文叫做“表意”的散文，因为它既不要全面的抒情，也不想正式的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如果文章的基调在感性，例如抒情、叙事或写景、状物，则其趣味偏于情趣：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属于此类。如果基调是在知性，在于反复说明一个观念，或是澄清一种价值，则不论比喻有多生动，其兴会当偏于理趣：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有不少小品属之。这里面的消长微妙交错，难以截然区分，但仍然可以感觉。《雅舍小品》的知性较少，而且罕见长篇大论。梁实秋来台后仍保存这种作风，例如：
家居不可无娱乐。·卫生麻将大概是一些太太的天下。说它卫生也不无道理，至少上肢运动频数，近似蛙式游泳。
这当然是一种情趣，因为蛙式游泳的妙喻是感性的。反之，下列这一段摘自钱钟书的《吃饭》，尽管也有妙喻，但由于旨在说明观念，其妙却在理趣；
吃饭有时极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
不过，钱钟书毕竟是《围城》与《人兽鬼》的作者，除了王尔德式的理趣之外，当然也擅于感性的抒情，《一个偏见》的这一段足以证明；
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禽声无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采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呜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乌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的向寂静来试锋口。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如邓约翰与马尔服，好用几何学的圆规、角度、线条等知性意象来比喻感性的爱情，中国作家却擅用感性的风景来象征文化与历史。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他在三峡的起点这么说：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巍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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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答听众问
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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