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交流始于汉朝
公元1世纪时，
班固所著
《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据
《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
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此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实物上证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二、日本遣隋使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当时，日本正值圣德太子（574年至622年）摄政。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
隋朝。一般认为，这是日本遣隋使的开始。
隋炀帝也于608年任命林文郎、斐世清为使节陪送日使回国。据《隋书"东夷传》记载，
日本天皇为此新建了宾馆，并派出彩船30艘热烈欢迎。隋使进入日本京城时，日本方面派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给予了隆重的接待。
三、友谊的桥梁——遣唐使
我国唐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二百余年间，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一次是为了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称“迎入唐使”，3次是为了送还唐朝赴日的使臣，称“送唐客使”，另有两次任命后终止，正式派遣而到达唐朝的共有13次。
日本初期派出的遣唐使规模不大，一般每次出动一、二条船，每船约载120人。8世纪后，规模扩大，组织完备，制度也大体固定下来。一般每次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前来中国，因此，“四只船”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遣唐使的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迎送留学生和学问僧。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及学问僧的学术和艺术造诣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作为对遣唐使的回聘，唐王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节，密切了相互关系。中国的书籍、货物等也随两国使节大量输入日本。621年，唐王朝开始发行货币“开元通宝”，通过中国使节和日本遣唐使，被大量带入日本，在北自
北海道，南至九州的日本全国曾被大量发现，有数万枚。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即唐朝
长安城兴化坊原址，出土了五枚贺廓方孔“和同开尔”银币，它是日本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仿唐朝“开元通宝”的形状铸造发行的。
四、唐皇诗赠遣唐使
唐玄宗李隆基曾接见遣唐使藤原清河并作诗相送，诗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全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五、日皇与“汉诗”
嵯峨天皇（786年至842年）于809年即位，在位14年。嵯峨天皇通经史、善诗文，长于书法，被称为日本“三笔”（三大书法家）之一。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汉学（汉学系指中国文化，当时尤指我唐代文化），对日本汉学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下录其汉诗（直接用汉字赋词在日本称之为“汉诗”）三则，可见一斑。
早春观打球
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
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
左承右碍当门竞，群踏分行乱雷声。
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
与海公饮茶送归山
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
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
渔歌子
江水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迷，
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渔人不记岁月流，淹泊沿回老棹舟，
心自效，常狎鸥，桃花春水带良游。
青春林下度江桥，湖水翩翩入云霄，
烟波客，钓舟遥，往来无定带落潮。
溪边垂钓奈乐河，世上无家水宿多，
闲钓醉，独棹歌，洪荡飘飘带沧波。
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
胪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六、
李白的好友阿倍仲麻吕（晁衡）
阿倍仲麻吕（698年至770年），汉名晁衡，19岁随遣唐使来长安留学，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
王维等人好友。在唐任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立图书馆长）。753年，他随日本遣唐使回国，被任命为代表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臣。临行时，阿倍写了“望乡诗”：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必皎月圆。许多中国诗人也赠诗惜别。晁衡归国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暴，消息传到长安时，他的朋友以为他遇难而死，李白曾作诗哭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随破船漂至越南，又辗转跋涉回到长安，最后老死于中国。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4年，他的活动，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1982年西安建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七、日僧空海与王羲之
中国东晋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