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影视《1942》？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主流意识形态的围剿
与《唐山大地震》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歌颂式历史回顾不同，《1942》在一定程度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叛逃。
中国社会弥漫着三种思想，一小部分是列宁主义，一小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而绝大部分是传统文化。而列宁主义引领下的主流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存在着深深的矛盾。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原罪”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抵触。《1942》所选择的“饥荒”题材，作为对祖先苦难的一种追缅题材，在意识形态的联想式解读里则充满了挑衅意味。它挑衅的是意识形态所试图掩藏的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饥荒”向来都是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而“人祸大于天灾”则常常书写于史书的末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列政治运动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尤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些掩盖粉饰下的公开的秘密，都会由“饥荒”一词所带来的联想奔涌而出。题材的敏感性则注定《1942》将受到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影片命名《1942》，恐怕不是单纯地要告诉观众影片将讲述某一段历史，而更多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影片将要讲述的“饥荒”，只是“1942的饥荒”。《1942》必将面临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博弈。影片中，对1942年河南饥荒的买单者，并没有鲜明的揭露。意识形态宣传利用的观影者的“想象性畸变”，同样，它的审查同样是一种捕风捉影式的联想。影片不论是在“饥荒”的根源归咎于1942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是鲜明还是模糊，这种对当下与近几十年历史的影射解读，已经深深的存在于意识形态的思维之中。

Answer 2

《1942》以一种宏大的叙事，开始了中国那一小段民族苦难历史的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寻根精神与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责任所交织衍生的“原罪”情结，和中国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审查下所设置的强烈意识形态语境，二者共同作用下的《1942》，这种充满敬畏之心的历史回顾显示了无奈的历史观摇摆。对客观与真实在形式上过于完整的追求，在历史呈现上过于的仪式化，以至于在情感的传达与苦难的共鸣，以及对历史的反思方面显得十分不足。可以说，《1942》充满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喟叹。
当代活跃在影坛的中年导演，充满着一种“原罪”情怀。从事文艺行业赋予他们一种天生的使命感，当身处高位，就有责任拿出知识分子的情怀，对我们没这个苦难的民族倾诉这种热爱。而第五代和第四代在民族苦难的叙述上有所不同。第四代，如吴天明、吴贻弓等，无论是在《老井》还是《城南旧事》，都致力于诗意性的追求和史诗化的探索，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而第五代，则聚焦于现实的还原和历史的畏惧性，在历史的叙述上充满了敬畏。第四代的时空题材聚焦于当代，而第五代则更关心历史。从1993年田壮壮的《蓝风筝》，这个故事关注的是文革对一个家庭的苦难，历史的尘埃掩盖下的不可告人的时代悲剧。同年的，陈凯歌推出了《霸王别姬》，以京剧的兴衰为外衣，讲述了个人在政治力量下所遭受的人格践踏。1994年张艺谋的《活着》，则以一个更加久远的时间架构，讲述了平民在政治运动下死亡与生存。而进入新世纪后，电影市场商业化却依旧阻挡不住电影人的“原罪”再思考。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算是打了民族苦难的擦边球，而陆川的《南京，南京》却是重新将导演“原罪”的命题摆上了时代的台面。对导演冯小刚来说，从早年贺岁喜剧向主流回归，这是一个“原罪”意识的回归之路，从《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题材面向历史和民族的时候，就为《1942》拉开了文化救赎的序幕。

Answer 3

对于一部历史性题材的影片，《1942》的手段是对民族苦难的呈现，而目的，或是要触动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共通的情感，达到缅怀的共鸣。或是要严肃冷僻地如纪录片一般引发民族的思考。但是显然，因为历史观的摇摆，影片在个人关怀和冷僻思考上都有涉及，以至于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杂烩，或者说是同时空下的不同历史话语的陈列。所以，《1942》把呈现变成了唯一的结果，历史影片所承载的情感或启发的目的，一样也没有达到。这种结果和《1942》的叙事手法也是分不开的。按照电影叙事学的观点，叙事手法是一种“话语”，而影片的历史观则是一种“陈述”。这相当于符号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关系。“话语”的表达暗含着创作者的“陈述”，但“话语”的纷乱和无序，则一定会掩盖作者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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