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书翻译中文挺难的，因为需要明白他国语音的风俗人情和很多的道理。
关于翻译素有“保守派”和“发展派”之分，有人认为理解其意后，必须尽量转化为地道本国语言，假如不知道如何用漂亮的本国语言表达，那便是翻译的无能。也有人主张翻译就是应该将新语言、新事物，进而是新思想带入到本国语中。
甚至绕口的表达，刺眼的字眼，自有其独特风格，也应被视为有益的营养加以接受。别的不提，在翻译文章中多用四字成语，有时确实不是什么优美的文风。朋友圈有人转发这样的广告词：“让英语成为孩子的潜意识。”作为英语培训机构的宣传语。
够狠。发这的朋友，与太太一起写作一个育儿公众号，有感而发地说，有不止一对父母跟他们提到，孩子两三岁突然不说话了，细问之后，发现可能与猛劲学外语有关。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学习从来不是孤立的事，它还涉及各种情感倾向。
认知模式、价值判断和审美情趣等深层次因素。语言从来不只是字句表达，而是我们所触及世界的镜子。小孩子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构建起来时，强行灌输外语居然造成失语。这是极端的例子。但我们在语言这片领地上的自我放逐也确实令人吃惊。
千万别误会，我本人外语专业出身，平日阅读翻译文字和英文远多于中文原典，我是坚定的发展派。一百多年前，我们假如没有从日语中吸收“法律”、“民主”、“原则”、“政治”、“革命”、“科学”、“商业”这些词汇，今天将寸步难行。
最起码，你没法完整背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据意大利学者马西尼研究，像一些和贸易有关的词，比如交易、进出口，之前被误认为借自日语。事实上，它们最早出现在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上，只是后来被日本人拿去。
出口转内销罢了。日语用中国的汉字，从英文德文和法文中翻译了这些词汇，我们又引入中文，共同丰富了语言。在《读库1403》中有篇有趣的小文章《一扫米英之色》，讲日本战败前夕民族主义膨胀时期对外来词的革命，“不准叫萨克斯管，叫‘金属制弯曲型尺八’”。
为了抵抗“外敌入侵”，竟然还上演过这样的闹剧。如今网络时代，信息无国界，语言的相互影响更是完全不可避免。在一次国际书展上，一位中国出版人在论坛上用英文发表演讲，“我们让图书有黏性”（sticky），这个论坛的影响甚广。
第二天我在会见一位英国出版人时，她主动询问我这个出版社的事。末了，她认真地问，“sticky”这个词你们中国人认为是褒义吗？我印象中主要表达黏乎乎、不太令人愉快的感觉……我解释说，我们确实用黏住不放的意思来表达读者或顾客有忠诚度。
在用英文表达时，也许这个词演讲人用错了。英国人摆手说，不不，这可真不一定，语言是不断在发展的，也许“sticky”确实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含义和用法，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而且我也完全能理解。这个英国出版人本身也是一位法语译者和学者。
她这种开放的态度令我印象深刻。面对多元文化的差异，不知所措，自卑甚至失语，都不是任何一国人的特有现象。旅德日本女作家多和田叶子有一篇小说《面具》，写与弟弟一起在德国留学的日本女性道子的故事，她“感觉自己的日语水平像是走下坡路一样，越来越差，但已经无可奈何。”在客居德国的日本人那里。
德语、德国人和德语文学都是霸权，好玩的是，海因茨·史腊菲所著《德意志文学简史》这本小书，扑面而来的是德国人面对欧洲其他语言文学的不自信。在德国，中世纪迟迟不肯结束，文艺复兴一再迟到，一直固守着拉丁文传统。
直到十八世纪，德国人才开始发掘民族语言的富矿，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狂飙突进”，文学巨匠辈出。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致力于用荣格的方法研究日本人的心灵，他相信，虽然各国人、各民族大致上心理是相通的，但在文化上。
确实存在某种“底层心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思维的底色。回望自身，由于方块字，汉语属于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几千年来变化极小的语言。距今三千年的诗，仍可在瞬间打动我们。这种亲切感多数时候是望文生义带来的感性认识。
无须分析和思辨。“四海宾服”，这简洁的表达带来的庄严感就是一例。我有个学比较文学的朋友，清醒的时候谈的都是德勒兹，但微醺后一定要大声诵读《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这样词句，才能抒发自己的胸中意气。
我曾随师友一起读《史记》，常感觉现在我们读经典的最大障碍，就是已经丢失了古人的语言或者叫思维图景。我们都是接受西方语言体系和逻辑训练长大的，现在是在用一些外来的工具试图撬开自己的百宝箱。好在我们的汉字还在。
原典还在，仅仅是诵读，就已经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财富，让我们再次浸润在古典语言的雅驯之中。也许，越是信息无国界，面对新鲜的思维应接不暇之时，越应该返回我们的故土，着力发掘母语原典中的财富，才能最终治愈我们无从表述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