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两个人，谁的影响更大不好用比较来回答。
康梁在一起进行维新变法时，二者作用一样。尽管最终变法失败，但却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保皇党，有反动意义。
相比之下，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具朝气与活力。在之后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虽然梁依然是鼓吹君主立宪，但却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从历史学贡献上来看，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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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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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0
康梁在一起进行维新变法时,二者作用一样.尽管最终变法失败,但却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保皇党,有反动意义.相比之下,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具朝气与活力.在之后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虽然梁依然是鼓吹君主立宪,但却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从历史学贡献上来看,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影响巨大.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观，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吴其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郭湛波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郭沫若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萧公权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观，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吴其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郭湛波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郭沫若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萧公权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7
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的影响较大
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的影响较大
参考资料：八年级历史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第3个回答 2020-02-25
（2016·宜昌）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的探索是戊戌变法。
第4个回答 2020-03-05
梁启超吧，一开始搞戊戌变法是康有为领导的，但是失败后康有为逃去日本开始保皇守旧，最后还联手张勋复辟逆历史而动，最后遭后人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