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首是谁?

唐宋八大家之首是谁?知道的告诉我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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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5-01
是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昌黎,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世盛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 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第2个回答  2014-05-01
韩愈。 韩愈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古文理论的完整而明晰。他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把古文写作与儒学、道德、政治和教化联系起来,以纠正骈文写作的远离社会人生。表面上看,“修辞明道”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的自觉是个倒退,其实不尽然,因为当中唐之际,藩镇林立,佛道盛行,社会的弊病很多,要让文学与社会脱离是不现实的。另外,韩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也就是说,“修辞明道”的实质,不但要将古文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还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为抒发个人或群体生活困顿、悲哀、感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同上)。在散文语言的除旧创新上,韩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说:“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为了追求语言的创新,他有时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痴迷程度。 韩愈的又一贡献即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他写了大量优美晓畅的古文,在前代优秀散文之后,为后世读者树立了良好的揣摩学习的样板。韩愈的散文,多属应用文,但他尽可能将这些非文学的实用文写得富于文学性,诸如书启、墓志、记、序、哀祭……,他都尽可能写得有气势,有创新,有真情实感,为了增强古文的可读性,他常常把史传文学、传奇小说的叙事、描写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实用文体具有抒情之美、叙事描写之美,饶有“纯文学之情趣风神”(钱穆语)。至于在语言方面的创造生新,则更是不胜枚举了。 由此可见,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首,而在于上面所产述的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3个回答  2014-05-01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即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氏父子。由于他们在古文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明嘉靖间古文家唐顺之编《文编》一书,专门选录八家的作品;与唐顺之同属“唐宋派”的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编》的基础上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风行海内,“唐宋八大家”的名称遂由此产生。 以上所说的“古文”,是相对于唐宋之际盛行的“今文”或“时文”(即骈文)而来的。韩愈曾说他“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三代两汉”之文就是“古文”,是唐宋古文家心仪的写作模范文本。文学史上,将唐宋两代古文家写作“古文”以取代骈文的这个创作思潮,称为“古文运动”。 “古文”和“骈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两种文体。“古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散行之文,通晓流畅,没有种种形式上的束缚;“骈文”是古代散文发展到魏晋之际的一个变化——通体对偶而且讲究声律。骈文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个趋势,唐宋古文家创作古文,反对骈文,也是一种文学审美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此涨彼消,兴衰替代,其间还包含有社会的、哲学的原因,但主要是两种文体的因革变化。 先秦至汉魏的散文,其文体都是散行的,句子长短伸缩变化,大体保持口头语言的随意性、灵活性的风貌。魏晋之际,通体讲究对偶的文章逐渐形成,到齐梁间,受声律说的影响,文章不但通体对偶,还讲求四声的交错搭配,这就是骈文。自齐梁至唐,骈文盛行,几乎一切公私文翰,甚至学术文章都骈化了。 骈文的对偶和声律的美,反映了古代作家在散文形式美上的一种追求,而且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骈文作家和声情兼美的作品。但是,骈文的弊端也很多,主要是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由此导致的内容与形式的脱离,不但远离了社会人生,也远离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另外,因为对偶和声韵的追求,骈文的语言也难免陈陈相因、了无生气。于是,一批有识见的作家开始倡古文、反骈文,其中以中唐时的韩愈和柳宗元成就最大。 韩愈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古文理论的完整而明晰。他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把古文写作与儒学、道德、政治和教化联系起来,以纠正骈文写作的远离社会人生。表面上看,“修辞明道”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的自觉是个倒退,其实不尽然,因为当中唐之际,藩镇林立,佛道盛行,社会的弊病很多,要让文学与社会脱离是不现实的。另外,韩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也就是说,“修辞明道”的实质,不但要将古文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还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为抒发个人或群体生活困顿、悲哀、感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同上)。在散文语言的除旧创新上,韩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说:“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为了追求语言的创新,他有时到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痴迷程度。 韩愈的又一贡献即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他写了大量优美晓畅的古文,在前代优秀散文之后,为后世读者树立了良好的揣摩学习的样板。韩愈的散文,多属应用文,但他尽可能将这些非文学的实用文写得富于文学性,诸如书启、墓志、记、序、哀祭……,他都尽可能写得有气势,有创新,有真情实感,为了增强古文的可读性,他常常把史传文学、传奇小说的叙事、描写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实用文体具有抒情之美、叙事描写之美,饶有“纯文学之情趣风神”(钱穆语)。至于在语言方面的创造生新,则更是不胜枚举了。 由此可见,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首,而在于上面所产述的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