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化虽也受到过印度佛教文化、中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它的发展主要还是以自身的转化为主导力量，而近代文化的发展则显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 以近代文学而论，西方文化（这里主要指哲学、文学）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就文学理论而言，中国近代文学理论中许多新概念、新因素、新理论，都是直接汲取了西方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观点而形成的。 像梁启超关於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划分，蒋观云、王国维的悲剧理论，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王国维的文艺超功利说、美的第一形式、第二形式说，周树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都是直接汲取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的结果（或者是中西文学理论融合后的新质）。中国近代文学理论发展轨迹，已不再仅仅是改造中国传统文论和消化外来文论的过程，像魏晋隋唐之后的文论吸收和消化佛教文化那样；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原来的文学理论传统（包括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已被西方文学理论所打破，这应当是不难认知的事实。
举个例子说，王国维用来评论《红梦楼》的悲剧理论，并不是古代文论中所固有的，而是直接借用了叔本华三种悲剧的理论。 周作人1907年在他所译的一部外国小说《红星佚史．周作人1907年在他所译的一部外国小说《红星佚史． 序》中对中西诗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西方诗学主美，故能自由抒发其感情；中国则以经典视诗，要求诗也如儒家的经典一样具有教化的功能。序》中对中西诗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西方诗学主美，故能自由抒发其感情；中国则以经典视诗，要求诗也如儒家的经典一样具有教化的功能。 以此推及小说，中国文论家把小说视为劝善惩恶的教化工具，这样便混淆了文学与道德的界限。以此推及小说，中国文论家把小说视为劝善惩恶的教化工具，这样便混淆了文学与道德的界限。 周作人指出：小说的作用在“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其他的“道德”、“教训”，只是“客”，不是文学的主要功能。周作人指出：小说的作用在“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其他的“道德”、“教训”，只是“客”，不是文学的主要功能。 这种认识显然得益於外国小说的翻译和西方美学理论的引进。这种认识显然得益于外国小说的翻译和西方美学理论的引进。
表现在文学创作上，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人称叙事的广泛采用，倒叙的运用，心理描写的加强，新型短篇小说的出现，都直接借鉴於外国文学。 可以这样说，没有外国小说的影响，很难设想会有苏曼殊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吴趼人的小说《恨海》、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以及《查功课》（吴趼人）、《入场券》、《买路钱》、《温泉浴》（以上徐卓呆）、《小足捐》（陶佑曾）等新型短篇小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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