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一文中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变成傀儡了。”他曾一针见血地揭示：“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等他“成了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如果鲁迅地下有知，他对自己身后的遭遇又会做何感想呢？
关于“鲁迅精神”，已有政治家作出权威评判，归纳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等等。这故然有其道理，然而政治评判毕竟不能取代学术评判。鲁迅已荣膺这“家”那“家”多项炫目头衔，而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位独立的“思想者”（称之为“家”，可能引发无谓争议）。而思想者的本质与生命，只能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独立思考和表达。鲁迅认为，作为思想者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以此而论，当会认定，独立思考才是最为根本的“鲁迅精神”。
确实，“独立自主”是鲁迅一生坚守的人格底线，并视“至独立者”为“至强之人”。即使后期更重大众平等，也从未放弃这一底线。他始终并多次主张：“凡有所说所写”，均取“心以为然的道理”；演讲时也“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好的文艺作品……是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要照自己心中要说的说”，“文人不应随和”；希望青年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总之，就是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坚持独立思考。鲁迅不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吗？
整部《鲁迅全集》，就是他独立思考的见证。而能最充分体现这种精神的，是他对自己所拥护并参与的“革命”的理解。当“革命”大潮袭来时，人们无不以“革命”为荣，却鲜能对“革命”保持警觉。而鲁迅却做到了。他虽然肯定革命暴力的历史作用，却反对将“革命”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认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还指出，“革命”也有可能失误，发生“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一类惨剧。他还曾有力抨击了为害极烈的，“抓到一面旗帜”、“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极左倾向。尤其是发出警告：“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任何意义的革命都如此。”请注意，是“任何意义的革命”！他还指出了革命被“捧杀”，“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的危险性。这些谆谆警示，至今发人深省，也永不过时。对我们近邻的悲剧而言，不可谓一语成谶吗？
与此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群众。鲁迅赞赏并实践为大众利益不惜自我牺牲，始终以“大众中的一个人”的面目出现。他认为“大众是产生‘天才’的土壤”，倡导“属于大众的”艺术。但是，他决不盲目祟拜大众，坚决反对“迎合大众，媚悦大众”，“以博大众的欢心”，“成为大众的新帮闲”。尤其指出：在大众普遍不觉悟的情况下，个别“大呼猛进”的觉醒者，往往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民众的伐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他还曾沉痛控诉：“革命以后不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因此，他力主改革“国民性”。不过，他是满腔热情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坚决反对“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在革命者中，有谁能象他这样辩证地看待群众呢？
对文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他也有独到之见。他锐敏指出：“惟政治是要安于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又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会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许多文坛悲剧，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他也反对文艺挂“革命”招牌，认为文艺“并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做的”。还指出，在革命中没有功夫做“革命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于是就有人恭维革命，就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而政治家又会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对于不满现状的文学家予以“排轧”，乃至“割掉他的头”。其后的文坛悲歌证明，这不简直就是不祥的预言吗？
还有至今被视为神圣无比的“爱国主义”。鲁迅当然是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者，赞赏“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反对将“国粹主义”冒充“爱国主义”，认为那是“把这国拿来做影子”、“抬得很高”，实际是猎取个人“荣光”。他称这种“爱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对诸如“道德天下第一”、“精神文明更好”一类标榜嗤之以鼻，而更注目于人民群众“勇敢勤劳”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他尤其提请人们警惕这样一种“爱国”宣传：“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的奴隶好”。这其实就是一种奴性的“爱国”。罗庇斯比尔讲得好：在君主专制下，“只有君主一个人有祖国”，只有君主“能够爱国”。历史反复证明，“爱国主义”是柄双刃剑，稍一不慎，就可能蜕变为专制主义的遮羞布。
鲁迅一生爱憎分明，对真善美不吝赞词。但他确又倾力于批判假恶丑。而这，恰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正如西哲所言：“知识分子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所以有人把知识分子比作咬定黑暗不放松的猫头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将知识分子称为“牛虻”，也与此意略同。尽管中国传统一向喜欢凤凰、喜鹊，憎恶鸱枭，可鲁迅还是常作“枭鸣”，揭穿“黑夜的装饰”、“涂在鬼脸上的雪花膏”，以及“以主子自居”、“口是心非的‘战友’”。他对那些“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知捡来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的“革命文学家者流”，给予辛辣嘲讽和毁灭性抨击。这就使鲁迅的独立思考更多批判色采，也突显了鲁迅的知识分子本色。
独立思考，需要相应的主客观条件。
客观上，应有最起码的生存和思考环境。鲁迅清醒意识到：“自由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显得最要紧了”。所以，他反对文士被“豢养”，作“位在声色权马之间的玩物和清客”。在那个时代，权势者毕竟还未能掌控一切生存资源，包括出版、传媒资源。这就使鲁迅有可能从体制内生存转向体制外生存，由教育部佥事到大学教师，最后成为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凭借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坚持独立思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主观上，思想者需有丰富的知识，科学的方法，和无畏的勇气。鲁迅的广博，已无需多说，看看《鲁迅日记》中的购书单和他的杂文，便可了然。连广博的毛泽东也赞叹：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他的知识，还包括“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部活书”而获得的人生阅历，蔡元培就赞他“阅历既深”。鲁迅还有经过科学训练的善于分析的头脑。其好友许寿裳就指出：“鲁迅的头脑受过科学的锻炼的，眼光极锐敏，心极细而胆极大。”这就使他能突破中国传统模糊整体思维局限，着眼大体，剖厘析毫，于不疑处生疑，对事物做深入和细密分析。鲁迅自己也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仔细，即多疑虑”，“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当然，还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能够“大胆地说话”。特别是在缺乏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就尤需敢于承担风险。他十分清楚：“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是要历些风险。”鲁迅是大无畏的。他勇于向“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的国政提出抗议，屡遭通辑而毫不退缩，继续“怒向刀丛觅小诗”。勇气，还包括直面自身弱点。他真正做到了“抉心自食，欲知本味”，“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因为“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们敢于明言”。在鲁迅身上，确实见不到丝毫犬儒气，这是极为可贵的。
如果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就必然会对“独立思考”本身作独立思考。既然独立思考需要相应主客观条件，而任何条件又都不可能无限充分完善，因此独立思考虽然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却不一定达至真理，而带有各自的局限性，即使伟人也不能免。鲁迅对中医、京剧、汉字的偏见，就不必多说了。他还有个不太为人注意的重大失误，那就是对苏联社会的误判。对新生事物抱持热情与希望，当然无可厚非。但由于苏联社会矛盾有个发展暴露过程，当权者又严密封锁消息，加之鲁迅一直未能实地考察，便极易得出片面结论。如说“高尔基生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现实”，就明显与事实不符，高尔基自己也并不认可。鲁迅对高尔基等人“非议十月革命”、“和当局相冲突”也不以为然，还“听人说”高尔基“已有点灰色”。似乎对新生的革命就不该非议，知识者要以对革命当局的态度划线，这就与他认定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文艺家使命相矛盾。而今，高尔基被尘封多年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已公诸于世，人们对照阅读，便知鲁评显失公允。他对苏俄作家爱伦堡、叶遂宁、梭波里的批评，也有只批评作家、不批评社会的弱点。这反映出，即使对革命比较清醒的鲁迅，也仍然对革命过分理想化和过高期待。这是一种时代局限。
鲁迅独立思考的经验教训，是一切思想者的宝贵遗产。独立思考，是一个民族创造和振兴的必要条件，没有独立思考，就不会有“创新工程”。因此，有必要响亮提出——“独立思考兴国”！每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均应为全民族尤其为思想者的独立思考，创造尽量好的社会条件。当然，真正的思想者不应被动依赖这些条件，而应以其艰苦卓绝的独立思考，催生相应社会条件。然而，人们应该牢记密尔《论自由》一段名言：“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曾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别思想家。然而在这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永不会有精神上能动活跃的人民。”而没有这样的人民，就绝无真正的民族振兴。让我们牢记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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