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七七事变后社会混乱加剧，天津卫产生了许多跺脚颤四城的流氓。比如恶霸瞎了眼，拐卖人口的窑主李喜五，最大的赌博老板，白面大王康，流氓组织三十六友头目王林，海河码头四大金刚，天津卫四大恶霸.当然，最有名的还是青帮大佬袁了。
日本战败后，袁被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逮捕，却被移送北京羁押。这是文渊惯用的伎俩，因为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少，而且很容易逃脱。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袁不仅没有被审问，而且还活得很自由。别人的监狱门天天锁着，他的监狱门大开着，除了他不能离开监狱，随便在里面走动。其他犯人没有足够的咸菜吃。他有自己的炉子，他吃炒菜和面粉和米饭。过年过节，他有稻香村的熏鸡、熏肉，还有各种瓜子、新鲜巧克力糖，都有，除了一个女人。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法院认为袁犯罪地点在天津，被害人全部在天津，于是将他押解回天津受审。1950年12月25日上午，袁被判处死刑，枪决。除了家人的生活费，他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当袁被枪决时，法庭上人山人海。袁已经是彻底的名誉扫地了，两只狼的眼睛都肿得通红。围观群众说，这个铁做的人，一个玩签不眨眼的大混混，快不行了，尿到海里去了。
袁做了哪些坏事？主要有三点：一是公然卖国贼，二是黄赌毒，三是霸占相声园，欺压民间艺人。这三点一个一个听。
袁是徒步出生的，天津“安庆帮”的头目。他为军阀袁振清部当了两年高级特务，横行海河，到处勒索钱财。当时，天津日租界、德仪楼、新饭店等地有许多鸦片烟馆，都是由袁运送的。后来，为了争夺地盘，等人杀宋，引发官司，潜往沈阳投靠大连。
但是到了大连，我觉得如鱼得水。而是和日本间谍小日勾结，一起回了天津。我为小日组织了一个变相的“宪兵”组织“普安会”，网罗地痞流氓，建有隐蔽机关的特务机关。为了保守秘密，所有的泥瓦匠都被填在排水沟里，施工后淹死。
七七事变后，日本宪兵队成立，特务头子妙言任队长。袁成了的有力帮凶，被称为袁。元在天津南门“南大寺”设立“惠济司”，后迁至南门外堡寨。作为集中关押“南华工”的总机构，所有来自华北各省县的“南华工”都要经过这家公司，被送往东北。
当时，任何人想通关去东北，都要经过日本的“大东公司”。没有袁的介绍信，该公司不会出具通关证明。这样过海关的人就都成了“南华工”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遭到袁的迫害。
当时，在天津，文渊会派人开着几辆车在街上转悠，随时停下来检查行人。只要觉得有“嫌疑”，就会抓军警，泼凉水，压杠铃，坐电椅，用竹签扎手指。即使他们幸运地摆脱了“嫌疑”，人们也会变成残疾人。不能去除“嫌疑”的，就成了“南华工”。每次“南华工”被发配到东北，都被敌伪宪兵带到东站，装进闷罐。中间很多人死于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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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三不管是天津最热闹的地方，袁都是老大。从早上到晚上六点，这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夜幕降临后，突然热闹起来。群英、丹桂、青云都是胡同，双喜班、金红班都是浓妆艳抹的女人。新、天香等泥糊店，叶青、清水等白面店，挤满了吞云吐雾的瘦子；在东方宾馆和万国公寓的赌博窝点里，一群群人围着各种赌博工具，直盯着他们的眉毛，脸红脖子粗。依赖夜生活的酒馆、当铺和小诊所也做得不错。直到天快亮，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这些人才睡着。
袁订了天津一区紫竹林宾馆最大的房间，没有付钱。每天晚上，他都会“拜访”七八个伴舞的人来陪他玩。只要文渊会看上一个女人，他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袁在日租界办了个“花会”，就是大赌一把，强迫市民“按票”。其实说“花市”还不如说“土匪俱乐部”，因为他根据情况公然勒索人家的钱。三十六门全失，不知毁了多少人。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袁看中了河北胡同的金桥饭店。这家旅馆是王和胡子真共同拥有的。一天中午，袁和日本宪兵老兵野崎来到金桥饭店，声称饭店已被征用，改为日军驻地，要求立即腾出房间。王的两个老板苦苦哀求，但胡子真的侄子胡永清、弟弟胡秀岩和会计老师都被袁带走，关进了地牢。
不久后，这个有120多套房子，暖气、床、被褥、家具等设备齐全的旅馆被袁霸占，只给了王虎6000元，连旅馆的暖气都买不到。但以后，酒店门前就挂上了“狂野时光酒店”的牌子，这就是“兵站”！胡子真一气之下得病，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20世纪30年代末，袁接管青云剧院，常、蘑菇等人应邀演出。当时乐颜和青云对打，乐颜年终演员双薪。鲍鲲和赵佩茹八卦，说我们那么努力，票房那么好，比不上双薪。谁知袁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派人去打杀鸡儆猴，幸好他没有打常。
后来，袁为他们成立了兄弟剧团，由常和领衔主演。从那以后，两个人平时都很压抑。有一次，因为上座率低，的走狗袁将和革职。于是，兄弟剧团的全班同学都跑到袁家去下跪，向袁讨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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