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荣钊：我的母亲——写在2009年的清明节
作者：魏荣钊 出处： 更新时间： 2009年05月29日
我母亲去世已经22年了，我常常想到我母亲，想到母亲我总是有些淡淡的难过。熟悉我的人总是这样问我，为什么总是怀想母亲，而很少提及你的父亲呢。我说，因为我父亲去世时，我实在太小，才两岁，对父亲难以记忆。现在想来，我对父亲的记忆似乎有两个印象，但都只能是印象，不敢说是不是真的，所以有人说记忆是靠不住的。有一次，好像是父亲背着我去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家，在爬山路时，他问，毛崽（我的小名），洋碗还在手里吗？我也不知道真是我的记忆还是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个细节让我产生了这个深刻印象。
洋碗其实是铁做的，为什么叫洋碗，那个年代很多日用品的名字都有个洋字，意思是从海外来的。就像今天说的舶来品一样。在我的故乡，农村的小孩都喜欢跟着大人去走人户，一般都要带上洋碗，我估计，自带洋碗的目的有二，一是怕吃饭时把人家的碗摔了，二是考虑卫生问题。我的洋碗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一直用它吃饭到六七岁，所以记得那洋碗缺了一个口子，破的，而且磨得超薄发亮。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反正不见了。
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父亲死时好像是停放在我家破木屋的堂屋中央靠右，我根本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以后永远见不到了，我乐悠悠的在父亲尸体前晃来晃去，说父亲睡着了，父亲死了，好像和我无关一样。就是这么个印象。因此，一直以来都无法勾起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怀，我只能怀想我的母亲并对母亲怀有复杂的心情。
我想我母亲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她轮廓分明，眼睛很亮，瘦削的身材显得十分精神。她生长在一条河边，那个地方叫山层溪。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是做买卖的，生意做得很大，据说一次要赶很多山羊到遵义贩卖，解放前，不通公路，赶羊到遵义贩卖得走好几天，真是令我辈佩服。母亲家的家业应该名不虚传，到1970年代，从我殷实的舅舅家方可看出。我母亲一家有五姊妹，但只有一个兄弟，即我的舅舅。只是我这个舅舅因为我母亲死得早，再加上我和母亲一直以来窘迫的日子，我的舅舅不怎么看得起我，因此我对舅舅也没有什么好情感。我没有见到过外公外婆，他们是什么年代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小到大，我都很少去舅舅家。我母亲初嫁的人家在我们的山村也算是大户，解放初被划成富农成分，后来因为和寨上一家有权势的人家发生矛盾，被告发又罪加一等成了地主。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在一片“打到地主”的各种运动中终于熬不住上吊自尽了，具体是那一年我也不知道。
后来母亲改嫁和我父亲组成了家庭，但父亲命不长，很快就去见马克思了。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还是个贫农成分，在山寨很有威望，据说，解放前还当过乡长什么的。我猜想，母亲带着孩子改嫁父亲的目的也许就是想得到父亲的保护，没想到，父亲却是个短命人，他死后，母亲照样挨整不说，还给增加了我这个包袱。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打我懂事我就看到母亲三天两头被生产队的人批斗责骂，动辄就拉去开会，狠心的民兵们经常把母亲斗得直不起腰来，我母亲大约就是在这期间得的病：抽搐。我和母亲每年的粮食都不够吃，青黄不接时总要东借西借才能度过难关。记得有一年，母亲在我们居住的木屋后开垦了几小块茅土，种上包谷并收获了几十斤粮食。母亲开垦茅土时没有人过问，耕种时也没人干涉，等到把庄稼收进家了有人找麻烦了，在没收粮食时，超过了收成，为此工作队的那个头头带着人来到我们家的屋后，我母亲和他们讲道理，那些人就说，地主就是不老实，花样很多。那个头头就说，把她抓起来带到公社去。就在那些人抓扯我母亲时，我母亲突然晕厥倒在土地上，口吐白沫全身痉挛，那些家伙才松手离开现场。我母亲在土地上躺了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母亲醒来后就问那些人去哪里了，我说他们走了。母亲的“这一病”虽然身体受了苦，但挽回我们家几十斤粮食的损失。之后我对那个工作队的头头一直怀恨在心，虽然他是另一村的，但去县城赶场时，经常遇到这满脸横肉的家伙。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了，工作队这个组织早已灰飞烟灭。有一次，我在县城街头遇到这个叫陈茂昌的家伙，见他的脸已经变成了姜巴，背也弯了，回归为灰头土脸老农民，当年工作队队长的威风早已烟消云散。他认不得我，可我永远认得他那张曾经很凶恶的脸。那一刻，我很想冲上去对他说，你还记得你曾经凶神恶煞的样子吗？但我还是原谅他了，没有让他去回忆往事。
后来我母亲一挨整就发抽搐的病，一发病就口吐白沫，这样母亲虽然身体受了苦，但却减少了折磨和批斗。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写过，有一次，母亲被队里了的人吊起来批斗，我大约七八岁，对母亲又恨又痛，恨是因为我不明事理，认为母亲真的是坏人；痛是因为她是我的妈，是养我的亲人，但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种伤害是没有经历的人无法理解的。我难受，但又无能为力。看着母亲被吊到房梁上的情景，我无助，哭着跑到了一个山坡上，天黑了都不敢回家。我母亲虽然被吊得死去活来，但夜晚还是把她的儿子找回了家。
我母亲不但挨左邻右舍们欺负斗争，还经常被叫到公社去批斗，斗完了就做义务工，多则一个星期，少则三四天。那个时候，我和母亲的日子真是难过极了，母亲多次提到一死了之，还说，一定要死在外面，不能死在家里，因为我还小，担心我害怕（在我们山寨是流传着有鬼存在的），但她还是没有像她第一个丈夫那样自尽，一直熬到了1978年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对母亲来说是一次解放，当她听说地主分子的帽子被北京的邓小平们摘掉后，开始她不敢相信，当得知是真实的消息后，母亲哭了。她说：再不怕别人血口喷人了，也不用做那些冤枉活路了……
50多岁的母亲从此像换了一个人，抽搐的病几乎没有再患，而且精神突然好了起来，但是毕竟是她的“解放初期”、是我们母子俩新生活的开始，因此日子过得总还是十分艰难。但毕竟是一年比一年的好了，大约是1984年吧，我和母亲节衣缩食节约了点钱把我们摇摇欲坠的破木屋整修成新的，然而母亲还没有享受到三年时间就离开我走了。那是因为我们还是太贫穷，母亲得了病一拖再拖，拖了二十多天，直到拖成阑尾炎穿孔，抢救不及含冤而去。
母亲走后我拼力买了副寒碜的棺材把她装了埋进土里，之后我背井离乡到省城求学，从此漂泊四方，故土难回，1990年代初，我节约了点钱回家给父母亲的坟头安了个三厢简单的墓碑，在碑板上刻上了“孝男魏荣钊”三个字，当时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随着岁月和我年龄、阅历递增，我却感到这几个字刻得实在滑稽可笑，我哪是一个孝子？我哪里尽了孝心？这真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无论在之前和之后，都因自己一直漂泊流离，春节和清明都没能回到故土，慢慢的，很多事情都在岁月的长河中淡然，如果不是触景生情，就连母亲我此生最最亲的亲人的音容笑貌都快想不起来了，又何谈别的什么？
今年的清明节前夜，我偶然看了央视朱军主持了一期怀念亲人的节目。找了很多名人来“追思”，有马未都、于丹、葛剑雄、倪萍等等。他们在怀念亲人时，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沉郁悲重。我对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对恩师的怀念尤有同感。他的老师的骨灰没有留存，而撒在了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了。他说，我没有可以给恩师祭拜的地方，但我会想着他，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我想一个人死了，就魂飞魄散了，来于自然，回归自然，何必还要留个盒子下来给活着的亲人添累，祭不祭拜又有什么意义呢？进步一点说，对整个社会都没有什么好处，每年倒是给有关部门增加了不少安全防范意识，唯一能说明一点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孝心”、有传统美德。但又能怎么样呢？
就像我，父亲母亲死了这么多年，每年清明节都没能回去祭拜他们，给他们扫扫墓，他们照样还不是那个样子，也许我的女儿以后根本就想不起爷爷奶奶来，就像我想不起我的爷爷奶奶一样，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即使见到了，且情深意切？不出三代他们的坟墓照样是荒草连天，凄凄惨惨的坟茔。时过境迁，没准连坟头都找不着。
我想我以后的归宿也应该不要给女儿添累，走了就把肉身烧成粉末，然后撒在我喜欢的山川野地里去，和我喜欢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实在是快莫大焉
参考资料：http://culture.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00403/newgx4bb7152e-284109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