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修史常出现曲笔的原因。。。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在魏晋南北朝，尽管曲笔隐讳的史家在歪曲和捏造历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每个史家的社会经历、既得利益、个性气质各不相同，各人曲笔隐讳的方 式、程度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迥然有别。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 (一)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秉笔直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把史 学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每 每要求史家粉饰太平，隐恶扬善。一些史家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据事直书。 如西晋史家陈寿，早先在蜀之时，曾因“质直”不肯向权宦屈服而备受挫折。吃 一堑，长一智。入晋之后，格外“聪警敏识”。他慑于司马氏的赫赫权势，特别 是目睹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不禁不寒而栗。他撰《三 国志》，以免遭到司马氏政权的残酷迫害，采取曲笔回护手法，为魏晋统治者隐 恶溢善。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 只说:“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的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 马昭这一弑君之罪魁祸首俨然成为讨贼的功臣。清代赵翼曾愤然指出:“本纪如 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也。”[1]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一点 是，陈寿撰《三国志》之时，曹魏政权早已覆没，他为何又要替曹魏政权回护呢? 这是因为，魏晋之际是一个篡夺相承的历史时代，而司马氏篡魏，与曹魏篡汉， 本是一脉相承的。既要为晋隐讳回护，就不能不替魏回护。陈寿用心可谓良苦。 一部《三国志》为魏篡汉、晋篡魏之事竭力隐讳，曲尽袒护。仅就魏、蜀之间的 战争而言，凡属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却只字不提。又如司马 氏兄弟包藏祸心，残戮忠良，毋丘俭、文钦率兵予以讨伐，当是应受表彰的魏之 忠臣，但陈寿为了袒护司马氏，却说他们造反。 (二)屈从于个人名利而不愿秉笔直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史家在 他们有限的人生中总是不肯放弃对金钱的追逐、荣华的窃羡和享乐生涯的留恋， 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们不惜对本朝统治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凡所撰 著，一意按统治者的意图行事，对本朝溢美隐恶，于敌国肆意诋毁，歪曲事实， 篡改历史。南朝宋史家沈约一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政治上的欲望从未消 减。为了跻身政坛，享受高官厚禄，凡事处处逢迎主子意图。他早先曾投靠文惠 太子(萧长懋)，本想借文惠太子称帝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荣耀。不料永明十 一年(493年)正月，太子病逝。沈约非常伤感，一年之中，登楼赋诗，求仙 访道，表面上似有止足之志，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做官的愿望。永元三年(501 年)十二月，齐雍州刺史萧衍率军直抵建康，杀东昏侯，执掌朝政。就在萧衍篡 代之势已成而尚不敢冒然称帝之际，沈约挺身而出，为萧衍出谋划策，终于使萧 衍代齐自立。在沈约的导演下，完成了一场禅代丑剧。因此，梁建国以后，沈约 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正由于这些，沈约撰《宋书》，从自己的功名利禄出发， 大肆颂扬豪门士族，凡属达官显贵者，必为之作“佳传”，立“美名”。对有些 王侯、大臣如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弑君，曲意回护，对一些被皇帝枉法诛戮或赐 死的诸王、大臣，不如实记其死因，而书以“薨”、“卒”。仅就本纪而言，许 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真相被掩盖与歪曲。特别是沈约处于宋、齐革易之际，身事两 朝，既要为宋回护，又要替齐隐讳，更使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实为篡 夺，却书以“禅位”;正直之士反对权臣为非作歹，而冠以“反”、“叛”之名; 阿谀拍马之流起兵助权臣者，反曰“起义”。一切唯主是从，俱无事非标准。 南朝齐萧子显身为南齐宗室，极端的功利主义促使他编撰的《南齐书》充满 了曲笔不实之辞。他从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对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宁愿舍 弃史德曲笔处理，以博得最高统治者欢心。尤其是对其祖先极尽曲笔回护与溢美 颂扬之能事。如对其祖父萧道成指使王敬则勾结杨王夫弑宋苍梧王刘昱一事，不 予记载。又如为了抬高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的地位，为之作正史列传，置于文惠 太子传之后，本无多少事例，却洋洋洒洒，铺陈粉饰至九千余字。至于《南齐书》 对宋、齐革易之际史事的记述，曲笔更多。一场尔虞我诈、干戈相交的“易代之 战”，在萧子显笔下竟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逼夺之迹。正如宋王应麟所说: 这些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不愿秉笔直书的史家，用本来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的史笔写下了是非不平、褒贬不公的历史篇章。这一方面严重地损害了历史 的真实，给后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生平簿上 留下了点点污渍。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说句公道话，这些史家不只是应该受到道义 的谴责，而且也应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们毕竟 是生活在强权社会，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有今人开阔 的视野与坦荡的胸怀，而只能是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打转转。 (三)为一己之私利而故意任情褒贬。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史家为了自己 的一点私利，借修史之权以报个人恩怨，明知真相，偏作伪辞;任情褒贬，饰非 文过。其具体表现是，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如北魏史家 魏收本是一个见“当途贵游，每以言色相悦”[3]的胁肩谄笑之徒。他撰《魏 书》，每每借修史之权以酬恩报怨。凡参与修史诸人的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并且 饰以美言，而“夙有怨者，多没其善”。他曾公开地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 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魏收曾因受过杨休之的好处， 因而感谢休之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魏收于此真是说到做到。杨休 之的父亲杨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污暴虐为中尉李平弹劾获罪。而魏收修史， 却说:“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说:“李平深相敬重。”又如 尔朱荣杀灵太后和幼主，这对魏来说，本是贼臣。但魏收因为曾受到尔朱荣之子 的贿赂，便给尔朱荣作佳传，尽力减少他的罪恶。正由于魏收如此任情褒贬，故 其书问世后众议沸腾，反对甚烈。刘知几认为魏收任情褒贬之甚，已经达到无法 容忍的地步，他说:“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 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 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像魏收这样借修史之权，为一己之私利而任情褒贬的史家，在魏晋南北朝时 期还有一些，兹不一一罗列。

Answer 2

LZ您好

魏晋南北朝历史曲笔来源有三

摄于统治阶级而不敢直言。统治阶级当然会把历史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之一，所以旗下的史学家当然肩负着粉饰太平之责。最著名的就是陈寿的《三国志》，他自己是蜀国人，结果却美言曹魏（尤其是魏蜀相争，立场完全偏袒曹魏），甚至接着美化司马篡权过程。

屈从功名利禄而言不由心。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最为繁盛而腐朽的时候，摆脱寒门而爬上高位的门阀大家（或者本来有权修史的也只有门阀大家），当然不敢胡言乱语得罪其他腐朽的士族统治阶级，只能沆瀣一气，近墨者黑。所以他们的文章只可能以上层社会阶级的利益出发。

顺应私人恩怨而有失偏颇。魏晋南北朝中间只有一个短暂的西晋统一时期（唯一统一的时期结果还是腐朽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其余都是大分裂，是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政治矛盾多重存在并不断激化的时期。战乱，流离，动荡……人与人，人与国不产生矛盾或者好恶偏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期，修史的带上个人感情色彩，夹杂私人恩怨，十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