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不可为，也称”法不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他出自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法谚，是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两部著作中相关思想表述的提炼和延申。
法不禁止即自由是针对私权利主体而言，指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公民去做的事就应该视为允许，政府就不应干预。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应允许他去按照他的方式去追求他的利益。“
毕竟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都是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合法权利，除非受到代表公意的法律的明确禁止，否则公民的行为就不应当受到任何限制与干预。
法无授权不可为是针对公权利主体而言的，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法律授权，凡是未经法律明确授权，公权力机关就不得行使该种行为，越权无效。
实际上法无授权不可为是西方古典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即公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政府只能通过公开的，经过公民授权制定的，代表公民意志与利益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进行统治；凡是作为主权者的公民没有授予的权力，为公民自身所保留，政府不得享有和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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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权力不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由
第一，从公权力的天性看，公权力有任意扩张和侵略私权的天性。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其目的就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抑制权力之恶以弘扬权力之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强调权力的监督制约与反腐倡廉。
所以，权力的范围与限度是明显小于权利的，此所谓“制约权力以保障权利”。所以，不能将用于保障权利的法不禁止即自由错误地用于对权力的界定上。否则，势必使权力过分张扬与膨胀。
第二，从公权力的来源看，公权力源于私权利。从启蒙时代确立的民主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因此，权利在位阶上高于权力，在界域上广于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只能为了权利而约束权力，而不能为了权力而约束权利。
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法无禁止即可为”是一个宽泛的、扩充性的、外向性的规定，更适用于私权利的自由性；“法无授权即禁止”是一个狭窄的、限制性的、内敛性的规定，更适合公权力的克制性。
2. 公权力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后果
第一，公权力适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理论上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会会导致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从而成为警察国家；二是会产生泛刑化、重刑化，用严刑峻法治理社会，会走向反法治反人权的专制社会，带来对权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第二，公权力适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实际生活中会产生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滥作为。由此带来的随意执法损害了法律权威，破坏了公民的法律信仰，而这种法律信仰比严苛的法律制度更为珍贵。二是不作为。
“法无禁止即可为”意味着自由选择，即对法律未禁止的事项，可以选择做也可以选择不做。对个人而言，这种自由意味着权利，为或不为出于个人意愿而免于外部干预。
但是对国家而言，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公权力不是自由而是职责，因而不能随意放弃。权力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权利，权力的不作为将会丧失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