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执法、司法权力，这些权力都具有国家权力的象征，具有强制性。它履行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都不能更改。
而民事权利，从根本上说是公民的私权利，而公民对自己的私权利可以放弃，权利人不主张，义务人的义务可以不履行。比如张三借李四10000元钱，李四要求张三还钱是合法的，放弃不要也是合法的。公民的民事行为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高度自治”，任何人不能干涉。
前者是公权力，后者是私权利。从法理上说，公权力介入私权利，容易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所以就有“公民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著名理论。也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禁止公权力介入民事权利。我国立法中，也特别注意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边界。
经济纠纷其实是民事纠纷的一种，法律当然不会赋予公安行政执法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力和义务。更不可能赋予公安行政机关处置民事纠纷的特殊权力，比如（是非）评价权、判决权、强制执行权等。某些情况下，民警在工作中也会对某些民事事件作出评价，这其实是民警的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
由于特殊的原因，一度时期，公安机关多方位介入民事纠纷，成为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这种现象只能是法治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现象”，不可能长久。现在从上到下，已经在逐步清理这类“非警务活动”，使公安机关的工作逐步真正走上法制轨道。还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彻底清除此类“非警务活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与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各级行政机关的法治思维、群众的法律观念等密切相关。比如，“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至今还有人挂在嘴上。事实上，解决公众遇到的“困难”并不都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比如，某公民穷得没饭吃了，这个“困难”就不属于公安机关处理。
处理经济纠纷不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当然也不会受理，更不会立案。处理的方法只有按照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进行。
“公民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也决定了，处理民事事件有多种方法，比如，当事人双方或多方自行协商；通过中间人斡旋劝和；申请民调组织调解（各村、居委会，规模企业、协会都应当建立群众性民调组织）……自力无法处理的，最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
综上也可以看出，法律鼓励公民遇到包括经济纠纷在内的各类民事纠纷，尽量通过自力处理，从而提高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只有民事行为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方，才求助公权力。而解决民事争端的强制性公权力，法律只授予人民法院，没有、也不会授予公安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