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年）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上学期间曾一度改宗信奉天主教，但一年后又重新信奉新教，因为他不满意天主教会的不宽容政策。他因提倡宗教宽容思想受到天主教、新教与法国政府的排挤。1680年移居荷兰的鹿特丹，在那里发表了广泛流行的《历史的和批判的辞典》。
法国哲学具有怀疑论的传统，早在16世纪，蒙田运用怀疑论鼓吹宗教宽容，笛卡儿也用怀疑论说明传统知识的不可靠。贝尔的怀疑论也有同样的目的。他认为怀疑论的精神实质是理性批判、探索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所有哲学家全都是学园派和皮罗派”。怀疑论的目标不是针对科学和社会的，而是针对宗教神学的。他指出一切神学问题和争论都是混乱、无意义的。像恩典和意志自由、恶的起源和上帝的全能、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等教条教义都没有理性的确定性，通不过怀疑论的考察。比如，“三位一体”的教义与逻辑的同一律相矛盾，与人格、个体和个性三者的同一关系相矛盾，还与“个人是身体与灵魂的结合”的哲理相矛盾。
贝尔指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我们不能用信仰来否认理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理性不能否认信仰。他的怀疑论的结论是：既然我们既不能证明信仰为真，也不能否定信仰为假，那么，我们对于宗教信仰就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从宗教宽容的目的出发，贝尔怀疑论的最后归宿是信仰与理性的“双重真理论”。这与后来的百科全书派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宗教和基督教信仰进行的激烈批判是截然有别的。贝尔批判的只是神学以及一切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的哲学理论，但他并没有批判信仰本身。相反，他说，信仰来自“启示之光”，理性是“自然之光”，信仰在理性之外，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确定性和真理性。宗教信徒完全有相信天启和神迹的正当权利，只要他们不把自己的信仰混同为理性，他们的信仰就是无可怀疑的真理。
贝尔不但把理性与信仰分开，他还用同样的方式把道德与宗教分开。他说，道德的基础不完全是信仰，理性对实际环境和行动后果的算计也可使人趋善避恶。他说：
对上帝的畏惧和爱慕并非永远是比其他动力更为积极的原动力，对荣誉的爱慕，对死亡、恶名和痛苦的畏惧，对官职的期望。对某些人来说，推动力量要大干存心讨好上帝和害怕触犯天条。
他建议把“对上帝的畏惧和爱慕并非永远是人们行动的最积极的原动力”列入一般的道德准则。按照这一道德准则，异教徒和无神论者都可行善，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秩序良好、道德高尚的社会，无神论者尤其是这样。他以遥远的中国为例，说明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马克思说，这一思想“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当时德国的弗里德利克大帝在评价启蒙学者的贡献时说，贝尔开始了启蒙的战斗，一批英国哲学家跟随其后，伏尔泰最后决定性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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