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本著作,在提起秦国崛起的时候,总会追溯到一个名为商鞅的人。
在主流认知中,如果没有商鞅,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更不会有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业。
从既定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发现实情绝非如此。
秦国希望通过变法实现腾飞,他们最终也做到了这一点,六国国君只要不瞎,就不可能看不到秦国的变化。如果变法就能令国家富强,他们为什么不效法秦国呢?
商鞅变法是从公元前359年开始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换言之,从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经历了一百三十八年的时间。
在这一百三十八年里,为什么关东(函谷关以东)六国都没有通过变法实现腾飞,最终只能被秦国逐一消灭呢?
照搬照抄商鞅在秦国玩的那一套,从理论上来讲并不困难,只要把秦国的法律全部抄上一遍带回国就是了。实在不行,从秦国挖几个底层法官带头搞变法,不说学个十成,六七成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在商鞅之后,秦国又涌现出不少人才,比如说范睢、吕不韦和李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名臣,更是能臣。
拿商鞅与上述几人相比,比理论水平,商鞅不如吕不韦;比实践水平,商鞅不如李斯,要说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范睢、吕不韦和李斯全都不是秦国本地人,而是关东六国的人才,他们是在本国得不到发展的空间,只能跑到秦国谋求发展,结果大获成功。
从这个角度来看,想从关东六国找出比商鞅更优秀的人才,虽然谈不上简单,但肯定还是能找到的,可最终的结局却是秦国统一天下,这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历史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偶然事件可以轻易改变的。从个人素质来判断,应该说商鞅足够优秀,但商鞅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并成为秦国历史上的“Special One”,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出现,成为了站在风口上的那头猪(非贬义,仅举例)。
早在春秋时期,秦穆公向西发展,将犬戎(游牧民族)打得一败涂地,最终拓土千里,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但在秦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却逐渐走下坡路。
春秋末年中原动荡,强大的晋国分为赵魏韩三国,按说这是秦国东征的大好时机,但秦国依然没能从内讧中恢复元气,以至于被魏国压着打了好多年,连兵家必争的河西之地都丢失了。
秦孝公嬴渠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继位的,此时的秦国只能缩在函谷关以西瑟瑟发抖,根本没有东征的机会。
从客观现实来看,此时的秦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二流强国,但从底子来看,秦国很显然属于祖上阔过的那个类型,因为秦穆公时期的秦国可是非常强大的。
从强大的秦穆公时代到后世沦为二流强国,秦国之所以会衰落,原因只有一个:内讧,以及因为内讧而导致的君权衰弱。
很多人一提起变法,立刻兴奋得两眼放光,这个法那个法一说一大堆,别说读者搞不清楚,就是很多作者也得一边查资料一边粘贴,七七八八地粘他几万个字,实在是乏味且无趣。
其实在讲述变法的时候,完全没必要玩这么多虚招,只要抓住一个核心点即可,那就是加强君权。
君主为什么想变法?因为他觉得国家不够强大;国家为什么不够强大?因为自己手里的权力不够大。
如果自己手里的权力足够大,还有哪个阿猫阿狗能阻挡我们国家的强势崛起呢?这就是比较普遍的君王逻辑。
因为君权不够强大,所以才会有人不断跳出来挑战君主。如果君权足够强大,谁敢没事跳出来找死呢?
在这种背景下,谁能帮助秦国加强君权,谁就能够使秦国重新强盛,商鞅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展开的。
对于变法倡导者(通常是国君)而言,变法当然是极好的,因为那会使得自己手里的权力增大,但在生产力没有发生突变的前提下,国君手里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其他军政集团的权力变小。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利益受损的军政集团自然会团结起来抵制变法,这才有了革新派与保守派之争,很多人解读为理念之争,实际上都是利益之争,而且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利益。
对于国君而言,变法的确是集权利器,但变法的时机可不是说有就能有的。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嬴师隰,他继位的时候国内已经有一位国君了,就是秦出公嬴昌。最后,秦出公母子皆被杀,秦献公才算坐稳了皇位。
如果有一位类似商鞅的人,在这种纷乱的时刻进入秦国,他能做成什么事呢?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此时秦国的国君比傀儡强不了多少,谁敢在这个时候玩变法那就是找死。
商鞅能在秦国变法成功的背景是:
一、经过秦献公的经营,秦国国内的其他军政集团已经处于守势,秦孝公继位之后,以商鞅变法为武器,向其他军政集团发起挑战,获得了可喜的战果:虽然没能歼灭他们,却也把他们打得重伤蛰伏;
二、魏国空前强大,以至于其他国家都担心被魏国攻打,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围攻魏国,秦国趁机收回了河西之地,为日后东征打下良好基础。
如果秦国的其他军政集团没有衰弱,如果魏国依然有余力进攻秦国,商鞅变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或许有人会说:商鞅变法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客观便利,但我们不能否认,在那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正是有了商鞅的出现,才有了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依然高估了商鞅的作用。商鞅在那个特殊时间和特殊地点出现,只能保证他青史留名,却不能保证秦国一统天下。
贾谊在他的名篇《过秦论》中是这样说的:“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换言之,在贾谊看来,秦国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主要原因是秦国在地缘上占据了极大优势。
在中国经济重心东移之前,秦、西汉、隋和唐都是居关中夺取天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国占据关中,本就具备了夺取天下的先决条件。
曾经不可一世的魏国为什么会衰弱?大家或许会得出许多结论,但有一个结论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那就是魏国在地缘上吃大亏,是一个先天有短板的四战之国。
秦国逐渐走出内讧阴霾、商鞅变法加强秦国君权、强敌魏国受制于国际环境、关中险要助力…这四个因素加起来,才有了后世那个一统天下的秦王朝。
贾谊在他的名篇《过秦论》中还说过这样的名言:“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所谓“奋六世之余烈”,是从秦孝公开始算的,后面依次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
在这六位秦国国君之中,有三位命运不佳。
秦武王嬴荡在位四年,跟别人比赛举重被砸伤,最后伤重不治,年仅二十三岁;
秦孝文王嬴柱在位仅三天,就是说在他爹去世之后,他熬过了他爹最后一年的年号,自己改完年号刚三天就去世了;
秦庄襄王嬴子楚在位三年,除了攻灭东周之外毫无贡献;
秦庄襄王就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继位的时候只有十三岁,成年以后立刻面临着一场宫廷政变,也是十分不容易。
看完上述史实,很多人或许会由衷地发出一声感慨:这样都能统一六国?老天爷实在是太眷顾秦国了!
事实上,有了上述四个重要条件之后,秦国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优秀的国君死了一个又出一个;优秀的首相死了一个又出一个;优秀的统帅死了一个又出一个。
但不管怎么死,秦国总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
都说赵国逼走廉颇害死李牧,不尊重人才活该亡国。说这话的人应该看看秦国:商鞅被车裂,白起被赐死,范睢被赐死(有说法是病死),吕不韦自杀,李斯曾被赶走……难道秦国非常尊重人才?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这就是唯物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区别:在英雄史观看来,只有优秀的领袖,才能推动历史发展;而唯物史观则认为,任何人才的出现,都离不开适应人才生长的客观环境。
把这两个观点放在秦国“奋六世之余烈”的语境中,谁更正确呢?相信大家都能做出判断。
商鞅变法加强了秦国君权,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先决条件之一,但也不必过于神话。
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但在二十一年后的公元前338年,商鞅就被杀了,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其中也间隔了一百一十七年。
如果商鞅变法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为什么秦国还要等一百多年才能实现统一呢?
秦始皇实现统一中国的伟业,商鞅自然是有功劳的,但如果把首功归于他,实在是追溯得有些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