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末年，天下分崩离析的局面依然存在着，诸侯政权割据一方，相互攻伐。这当中唯一有实力一统天下的便是雄据于中原腹地的后周政权。他在周世宗柴荣的治理之下，社会稳定国力日增，于是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
955年西伐后蜀，956年南攻南唐，并于958年攻占南唐江北州郡，次年又挥师北上，剑指燕云十六州之地，连克莫州、瀛洲。而正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正直壮年的周世宗在商讨攻打幽州时因病去世，饮恨北境。
周世宗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退出了历史舞台，接替其位的是他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周恭帝。由于周恭帝年幼，不喑世事，后周政权迎来了“主少国疑”的政治局面。
而作为周世宗心腹大臣的赵匡胤便迎来了绝佳的历史契机，于公元960年自导自演了一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政治戏剧，登临地位改国号为“宋”。
毫无疑问，赵匡胤的“宋”政权是在后周政权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他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了后周政权的政治经济遗产，当然后周政权所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同样一并交于了他的手中，神州大地分裂割据的状态依旧存在，其基本形势如下：
鉴于此，刚即位不久的赵匡胤便着手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当然他的统一过程也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发生了转变。
承前遗志，经略北方前面我有提到周世宗曾在南方诸割据政权尚未彻底平定的情况下，以“北境未复”为由挥师北伐，并在此期间因病去世。而在周世宗南征北伐的战役当中，作为心腹大臣的赵匡胤基本都参与其中。
所以周世宗对于该如何制定和开展统一大业，也时常会与赵匡胤商讨，并且他们对此也达到了一致认可：即采取对南方政权“威慑、练兵”，主要经略北方的基本策略。
赵匡胤在即位之初，基本也是遵循这一策略。然而，在经过对周围势力进行权衡以及朝中等大臣的讨论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经略北方”的策略存在着一些弊端：
第一，从军事上来看，北方的北汉政权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宋政权，且兵少将寡。但士兵彪悍、善于骑射，单兵作战远胜于宋军，最为棘手的是北汉后方有着契丹人的支援，贸然出兵，胜算不大。
第二，从政治上来看，刚刚成立不久的宋政权先后经历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在泽州和扬州的两起叛乱，虽然这两起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但它反应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赵匡胤所统治的政权内部并不稳定，甚至存在被武将兵变夺权的威胁。再者，经此一役，宋政权从财力和人力来讲都不足以支持这一大规模军事行动。
第三，从战略上来看，假使此次北伐成功攻克了北汉，宋政权也将面临着北面契丹和西面西夏两大政权的军事威胁。，所谓唇亡齿寒的道理便是如此。再者，在南方尚且没有平定的情况下，灭北汉而迎两强敌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
所以，通过群臣讨论分析所得出的以上三点论据，赵匡胤不得不放弃攻克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经略北方”的策略。转而采取了在北边国境线军事据点上添置精兵强将的防御性守势布置策略。当然，“经略北方”的策略也只是暂时性的放弃，是出于实际情况的一种战略调整。
先南后北：平定南方，再举北伐
既然北伐无望，便只能选择蓄积国力以待来日或者整装待发挥师南下！赵匡胤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所谓的“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而之所以选择南下，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南方各割据政权地区物产较为丰富，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拿下南方可以为日后北伐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
第二，南方割据政权林立，但军事实力一般，且各政权内部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不断，给了宋政权可乘之机。
太祖赵匡胤对于南方的统一工作，基本秉持着“先易后难”的基本原则。
如荆南和湖南由两大节度使盘踞，两地地域狭小且兵少将寡，由于北方中原多战事，所以能得以苟全。赵匡胤便先将矛头对向他们：
他乘着湖南内乱之际，采取 “假道灭虢”的计策，派遣军队借道荆南去讨伐，而到了荆南之后，他直接选择灭掉荆南，其后便下湖南，平定两湖。两湖平定之后便乘长江西进，南下阁道，平定蜀地。随后吴越和闽南两地自动归附，到975年南唐被灭后，南方的割据政权基本被消灭。宋太祖也完成了平定南方的工作。
南方的工作做完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北伐，完成平定北汉夺取燕云十六州的既定目标。然而，赵匡胤没能等到这一天，他于公元976年的离奇去世，与周世宗一样，带着北伐无望的遗憾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九泉之下的赵匡胤或许也未曾想到，宋朝终其一世300余年都没能够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这也是宋朝300多年来为何一直屈身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下的一大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