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及时对孩子进行心理抚慰
在孩子眼里，老师有着崇高的地位。因此，老师的体罚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当孩子遭到老师的体罚时，当务之急是对孩子进行心理抚慰。通过一定的渠道，如安慰、请老师向孩子解释或道歉等方式补偿孩子，消除、化解因老师的体罚给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
2.与老师坦诚沟通
家长要保持冷静，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分析老师体罚孩子的原因。根据实际情况，坦诚地与老师沟通，磋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如果孩子受到的伤害过重，那么，这次交流也为以后事情的处理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3.选择合适的方式替孩子维权
如果老师手段恶劣，家长有必要为孩子维权，这也是修复孩子心灵创伤的最佳选择。如果此时父母仍低调处理问题，那只会混淆孩子的是非观念，让孩子形成反社会或畏缩不前等两种截然不同的不良心理倾向。
深度思考
教育能不能离开惩罚？
古往今来，大部分教师都不过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并不是所有教师都具备通过语言和情感感化学生的情怀和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犯了错误或具有不良倾向的学生都可以在教师的语言和情感引导下，弃恶从善。总有极少数学生油盐不进，冥顽不化。 这是任何做过老师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罔顾事实的价值判断没有任何价值。 基于这种认知，中国从先秦，西方从
古希腊以来，主流的看法一直教育离不开体罚。
在《
尚书》的
《舜典》篇中，“朴作教刑”的论述影响至深，所谓“朴”，就是鞭打的意思，简言之，教育离不开鞭打。在家庭教育方面，
司马迁就主张“教笞不可废于家”。
在西方，从词源学上说，希伯来文中的“缪萨尔”一词有“教育”和“鞭打”的双层含义。拉丁语中，“学习”的意思就是“伸出你的手去挨打”。据说，古罗马人深信“没有痛苦的代价，就没有进步”，对体罚的用具，他们一般要求坚硬而有韧性，且粗细均匀。
不可否认，体罚带给学生的恐怖记忆，使很多著名人物终生难忘，但是到他们成年后，反而又觉得体罚甚有必要。
北宋真宗年间的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丁谓衣锦还乡时，特地去拜访授业先生，告白道：“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梗楚(殴打)，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近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自述幼时恨透了私塾中的体罚生活，曾声言：“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待他至中年时再回首，觉得这种传统的教与学的组织方式，“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
需要一种受节制的体罚
正本清源地讲，废除体罚，是因为体罚的危害太大，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缠足，毁其肢体;男者扑头，伤其脑气。”直到近几年来，老师把学生打伤的事例，经常发生，甚至发生过失手打死学生的案例。
但是废除了体罚，中国最大多数的教师又不知道怎么管教学生，结果造成一种放纵式的教育。
传统的体罚方式对学生造成巨大伤害，原因不外乎：其一，随意性太大。学生往往成为教师情绪发泄的对象，惩处的等级也完全按照教师的喜好而定;其二，不能做到公平公正，教师既是罚则的制定者，又是惩处对象的认定者，还是惩处对象的执行者，三权合一，体罚完全没有制约。
过大，乃至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使教师实施的体罚惩戒完全本乎一心，极易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因此，问题的关键是限制和约束教师的自由裁量权，必须把它约束的一个严格的框架之内： 比如，在何种情形下学生应当受到体罚，受到何种体罚; 又比如，当事的班主任或其他教师必须就体罚学生的事项，交由学校专门的机构裁定和执行，私自体罚学生是违法的，是不被允许的; 再比如，以怎样的方式通知家长与社会，接受监督，等等。
总之，理想主义地把教师视为“天使”、“园丁”，而规避必要惩罚手段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长此以往，只能培养任性的，而不是自由的公民。
不管如何包装惩罚手段，它的核心，仍然是体罚。只不过新式体罚区别于旧式体罚的地方，是惩戒必须合法、合理、合情，以及要有艺术性，而后者才是教师可以发挥个性化惩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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