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是梁山义军头领中最出色的英雄。他的反抗最彻底、最强烈。所有的官府、官军、法律、制度，在他的心目中都失去了权威，甚至连最高统治者，当时的“圣人”大宋天子，在他口里也不过是个“鸟皇帝”而已！他是梁山泊一再宣称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人，也是一个直到临死反志仍丝毫没有泯灭的人。统治阶级的一切阴险、狡猾的笼络、利诱、收买和欺骗，都丝毫不能麻痹他。就是庄严的圣旨，他也要扯个粉碎。他不相信任何招安，他和统治阶级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好便好，不好我便老大斧头砍他娘！”这就是他对待统治阶级的原则。这种强烈的、彻底的反抗要求，对于李逵来说，既不是基于对革命理论的明确认识，也不是由于受到反抗斗争的前景所吸引，而纯粹是出于自发的阶级本能。李逵无疑出身于农民阶级（尽管后来因杀人而亡命江州），但他是那种已经从多少代农民的悲惨命运中感到非反抗不可、直觉到不斗争就无法生存的先进农民的代表。他生平不习惯于抽象思维，一切属于理性范畴的思考，譬如战略战术原则、战斗时所需要的起码的审慎，他都不加思索。他就是这么天不怕、地不怕，不计算主观力量，不考虑个人安危，一双板斧，想砍尽人问不平。江州劫法场，他一个人赤条条地从酒楼上大吼一声跳将下来，“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杀得“满身血污”。统治阶级的一切，他都本能地不相信，他不相信朝廷的招安诚意，一次又一次凶横地加以反对。尽管他除了“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之外，再也说不上什么道理，然而他相信这种阶级本能和直觉，因为他觉得这比封建社会的一切道理、原则、教条更为可靠。他强烈要求起义，相信起义，起义本身就是他的目的。他热爱梁山、尊敬宋江，这一切也都基于阶级的本能和直觉。
从这些也可以看到李逵的忠实，这首先是对农民从多少代悲惨的奴隶生活中熔炼出来的阶级直觉的忠实，对农民解放事业的忠实；其次是对梁山泊的忠实，对义军领袖宋江的忠实。李逵对前者的忠实是无条件的，对后者却是有条件的。尽管他非常尊重宋江，但一听到他抢了刘太公之女，便一怒砍倒了杏黄旗，骂他为“畜生”，宣称：“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这无疑是对群众根本利益、对起义原则的忠实。李逵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毫无虚假；无论想什么，都心口如一。他该爱则爱，该恨则恨，该怒则怒，该骂则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的纯朴和坦率，就是在赌输了钱想赖的时候，在为了招待宋江而去强讨鲜鱼的时候，都依然那样天真烂熳。他的公平和无私，就是这种坦率性格的必然结果，因为他把一切都坦露于外，毫无隐藏，当然也毫无私心。他碰见李鬼冒名剪径，愤而欲杀他，但李鬼诡称家中有九十老母，他又放了他，并给他十两银子。后来他知道真相之后，就割下了李鬼的头。一切都是那么简简单单、无偏无党，口头心上，从没有想到过什么“仁义道德”。他从不想用外在的东西来辩护自己发自内心的行为的合理性。李逵的这种公平、无私、坦率、纯朴，完全是属于农民阶级的，他的无私是农民阶级的无私，他的纯朴是农民阶级的纯朴。他既是一个反抗性最强烈的先进农民的代表，又是――个不失农民阶级“赤子之心”的最典型的普通农民。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感触到农民阶级的那种旷野一样广大、大地一样仁厚的性格。
李逵身上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如好乱杀人、不讲策略、莽撞、酗酒误事，这当然不足为训。李逵的优点来自农民阶级，来自对农民那种世代不可改变而又无法忍受的悲惨命运的直觉；同时，他身上的缺点也来自农民，来自那种对阶级命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直觉上，而不能将它上升为能够指出一条解放途径的革命理论。优点缺点，来源既同，在表现上也必然紧密结合，相互依倚。纯朴包含着无知，坦率又近乎莽撞，而对统治阶级的深刻仇恨和坚决反抗，又带来了不知节制的好杀，他既然一切都相信自己的直觉，当然也就很少做策略的考虑。这些缺点，固然反映了农民身上的落后性，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残酷镇压所激起的一种报复。李逵的凶狠，说明中国农民，至少其中的先进分子并没被统治阶级残酷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这就是李逵身上的缺点所反映的社会意义。我们首先必须看到这一点，然后不妨指出，他的这些行为，譬如杀掉早已归降的扈太公一家，逼走扈成，的确给农民革命事业带来不利，同时也包着某种悲剧性的因素。这是李逵性格中的悲剧，也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无法避免的悲剧。
《水浒》确实赞扬了农民起义。作者不单写出“官逼民反”的历史真象，也不是像历史上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那样从封建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官逼民反”的历史教训。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方，着重表现反抗的正义性。对于广大民众的苦难，作者不是从旁加以同情或怜悯，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申诉，从而得出了“造反有理”这一无情结论。受欺压受迫害的广大民众，在作者笔下，被刻画成一批敢于斗争、勇于反抗的英雄。《水浒》作者对民众的态度，无疑要超出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写实作家如杜甫、自居易等人的水平，达到―个新的历史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