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是传统史家们称颂不已的黄金时代，无数大儒们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三代之治”心向往之，而三代时的很多君主也被他们包装成了后世帝王的典范。当然实际上的夏商周三代政治和社会状况，其实他们了解得并不多，姬周的情况因为有春秋战国以来的众多著述记录还可以参考，而夏商两朝的情况基本只能靠揣测了，上古典籍中的《尚书》这部经典里那些传说是夏商君主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周人编纂，反映的也是周人的政治观点。学者们真正对商朝贵族的理念有了直观的认识还是殷商甲骨文出土之后的事情，至于夏朝的情况在缺乏出土文字资料佐证的背景下还难以确认。
不过从现存史料来看、再结合出土文物与遗迹研究，可以证实周朝在政权稳固性和规范性方面无疑远超夏商，周人构建的仪礼等级制度对华夏文明的凝聚成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华夏文明的内核其实就是周人的精神。但是夏商两朝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商朝，尚武好斗、尊崇鬼神的商人是天生的勇士，商朝历代君王东征西讨、大肆开拓，为早期华夏疆域的扩张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使得继起的姬周能够将诸夏文明推向全新的高度。不过和传说中的夏朝一样，商朝的政治稳固程度不如姬周，虽然夏商实行的方国制和分封制一样，对地方的管制都相对松散，但是以周人宗室贵族为核心的诸侯们在凝聚力上比桀骜不驯的夏商各方国强得多了。
夏商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还表现在它们的都城迁徙不定这一点上，夏朝早期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但从大禹都于阳城、其子就迁往阳翟，其后的君王也曾多次迁都，这可能是人们至今还未能认定夏朝都城的位置的主要原因。夏朝经常迁都造成其都城规模都相对较小，而且在建设上花费的资源不多、还保留着部落邦国时代的遗风，再加上当时的朝堂中枢人员不多，迁都的代价和阻力相对较少。迁都的原因据推测有可能主要是环境因素：一是都城周边人口的大量聚集在早期农耕时代对环境破坏严重，在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后都城就被舍弃；其二是由于这些都城很多都是沿河而筑，而当时糟糕的水利工程技术无法抗御经常泛滥的洪水，一旦遇上大水灾都城就会严重受损、只得放弃。
商朝早期的情况和夏朝类似，同样经常迁都，其原因也有可能是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另外则因为商朝的疆域比夏朝大得多、国势也更强盛，商王迁都也有镇压四方、威慑新征服的部族的因素，所以商朝都城在建筑形制和规模上都不是夏朝可比，此时金属工具的大量使用也让商人的劳动效率提升很快，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都证明商朝在生产力的提升上进展很大。到了盘庚迁殷之后，商朝都城位置不再轻易变动，这说明其政权的稳固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政治的稳定让商朝的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从殷商甲骨文记录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商朝后期正是其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
而姬周代商之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姬周八百年的天下都城仅有从丰镐到洛邑的迁徙，而且还是因为外敌的入侵而不得不为之，表明周朝政治的稳固性和文化凝聚力都远超夏商。周人对仪礼等级制度的痴迷让他们十分重视周天子在这一等级制度中的至尊地位，而周天子的这种至尊地位和都城的固定又隐隐挂钩，就是这种规则让周人从来没起过主动迁都的念头。都城作为王权的象征，周天子必须安坐于都中接受天下诸侯的定期朝拜，这是西周分封制稳定的基础。所以周朝这种对等级和与之挂钩的仪礼的追求使得它不会轻易迁都，而以后历代帝王也接受了这种理念，华夏文明也就渐渐走向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