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又称之为赣文化和江右文化，泛指赣地从古至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
赣文化在上古时代脱胎于越文化、吴文化，在两千多年中不断和中原文化融合，最终发展成赣文化。总体看，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构成层次丰富、脉络清晰的网络。
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构成层次丰富脉络清晰的网络。
近代以来，新淦出土的青铜鼎、余干出土的陶器、靖安挖掘出的古剑古扇这些在江西现已出土的文物表明，江西或许在殷商时期，就应经拥有了一个独立于中原的文明体系！
从地域角度看：赣文化包含了浔阳文化、豫章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等诸多子系统。
从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角度看：江西的铜文化、瓷文化、书院文化、禅道文化、苏区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各自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它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史有着重大的推进作用。
扩展资料：
江西是历史人文渊源之地，文章节义之邦，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之美誉。
从古至今，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人文资源，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在宋明时期，全盛的江西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一、江西历史文化的四个发展阶段。
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河，它从远古浩荡而来，并向未来奔泻而去。历史越是古老悠久，文化便越是深邃悠长。只有对江西文化历史进行梳理，才能连接起江西文化这串绚丽的珍珠项链。
1、从万年到豫章：江西文化载体的形成。
文化根基于地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任何文化的发生与生存都必须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称赞江西“人杰地灵”，而“地灵”正是产生“人杰”的重要环境。
在江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考古资料显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义和新余两地发现的距今约四五万年的平原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从那时开始，江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江西的历史也由此开端。
而最能代表江西先民发展历程，反映江西先民生存文化的，当属万年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全球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农业遗产。在这里发现了世界最早种植人工栽培稻，把世界稻作起源由7000年前推移至12000-14000年前。
而在这里发现的陶片，经过测定，距今已有2万多年。万年县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的地层堆积就像一本史书，记录了江西的先民在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两个“世界第一”。
相对于黄河流域而言，江西的土著居民长时间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的步伐相对迟缓。直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才与江西本土文化深度融合，而其中的代表，就是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瑞昌铜岭遗址等。
这一时期的江西文化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这也表明江西地区再也不是远离中原王朝的“蛮荒”“化外”之地。
位于樟树市吴城乡的吴城文化遗址，距今3000年、面积61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区、祭祀区、制陶区、铸铜区，城外有墓葬区，至今尚存的3-15米高、2800多米长的土筑城墙，是目前南方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址。
1989年发现的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珍贵文物竟达1478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文物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所罕见，被专家称为“江南青铜王国”。
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一举改写了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历史，充分证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位于瑞昌市夏畈乡铜岭的矿冶遗址，规模庞大，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开采技术、选矿技术和冶炼技术，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矿冶遗址，开采的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极为罕见。
瑞昌矿冶遗址的发现，不仅将我国采铜历史向前推进了300多年，还揭示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独立起源，为中国青铜文化圈的概念和商周时期铜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说到江西的地理位置，自然少不了“吴头楚尾”之称。祝穆《方舆胜览》说:“豫章之地为楚尾吴头。”从这一称呼上可知，江西处在东吴越和西荆楚两大文化的过渡地带，无论是东边日出还是西边雨，都会从中受到影响。
更何况同源共本，本是同根生、晴也好雨也罢，兼收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比较开放的包容性、惊人的同一性和独具智慧的开创性,使得那时候的江西文化更显地域特色。
而江西地域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豫章郡的设置。西汉初年，朝廷设立豫章郡，下辖南昌、庐陵、彭泽等18县，其所管辖的范围，大抵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
以后虽有小的调整，但大的格局一直未变。由于豫章郡的设置，江西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控制之下，一方面接受中央文化的熏陶，使这一区域依附而非背离中央，保证了区域文化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又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 并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将周围尚未纳入进来的地区吸附过来，从而慢慢形成今天江西的政区格局和文化习俗。
2、从边缘到中心：江西文化的高峰。
客观地说，在宋代以前，江西所出人才并不突出，除陶渊明这座文化孤峰之外几乎举不出其他有份量的文化名人。但到了北宋中后期，江西文化迅速崛起，并完全取代了中原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
从宋至明，江西文学如日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六百余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
纵观宋明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
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擘，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
从宋明文学的历程看，由首开风气到蔚为大观，由中兴再起到傲然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
从宋明文学诗歌、词章、散文、戏曲四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
江西在宋明时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江西现代文化的丰富源泉。
江西繁荣发达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文章节义之乡；二是理学的心脏地带；三是诗人与词客的沃土；四是禅宗的腹地；五为道教的重镇；六为经济与治术之地。
为什么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能够独领风骚，创造最高成就？主要是得益于经济中心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自南北朝开始，江南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隋唐以后，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经济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全国经济重心出现南移。
中原地区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金战争等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给江西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到两宋时期，中国的首都先后迁到河南开封和浙江杭州等地，而明朝建都在南京，明成祖后，依然实行两都制。
江西则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领先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丰，均名列前茅。
江西文化的繁荣也与交通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大余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这一交通大动脉贯通后，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
江西得以用更快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全国交流，众多的达官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对促进江西文化发展和江西文人成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从全盛到低谷：江西文化的衰退。
进入清代以后，江西文化在全国的地位急速衰退。整个清代，江西只有3位状元，不仅大大低于江苏和浙江，甚至落后于边远的广西。衰退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江西是全国少有的“三无省”：无学部委员，无重点大学，无博士学位授予点。
是什么原因促使江西文化从巅峰坠落到低谷呢？究其根源，主要是人口迁移、经济开发、交通畅达、文化传递、战争破坏、社会安定等。这几个因素又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
兴也经济，衰也经济。江西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低落，是文化衰退的根本原因。经济衰退又与交通转移有关。从中唐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珠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对于促进江西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到清中期，由于海运的兴起，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河北、河南和两湖，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
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除了不通火车的拉萨以外，省级城市都有到北京的直通火车车次，唯有南昌进京需要转车。
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不仅造成物资运输困难，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江西文化的衰退，直接的原因还是战争的破坏。非常不幸，在中国近代工业兴起前夕，江西正处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太平军与湘军两军反复交战10余年，江西成为主要战场之一。在这场战争中崛起的湘军“战功未必在疆场”，但“实实受害惟南昌”。
战争刚过，恰逢近代工业在中国兴起，形同废墟的江西城乡，别说喜迎工商新时代的来临，就是恢复传统时代的农耕基础也需时日。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则因战火而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
当然，江西文化的衰退，也与自身的弱点有关。江西文化长期处在传统文化的中心区域，“文章节义”为江西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它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品社会的形成。
这一文化特性使得江西文化排斥近代文化，成为江西社会近代化发展的限制因素。
4、从蛰伏到潮头：江西红色文化的兴起。
江西文化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江西籍文化精英的主要活动地域大多并不在江西。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经江西培养考中科举后，即长期在外活动，死后都未归葬江西，而一些外省籍的杰出人才往往在江西创造奇迹。
进入20世纪，在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江西再一次挺立潮头，开创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新纪元，成为了中国革命、人民军队、共和国、工人运动、改革开放等五大摇篮。
红色文化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波澜壮阔的历史赋予了安源、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一个个红色经典称号，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史恢宏“交响乐”中的动人“音符”，也造就了独具魅力的红色文化品牌。红色文化是江西近现代以来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
20世纪以来，江西领红色文化之先，红色基因浸透在了江西人的血液和江西的山水之中。全省从南至北，从东到西，一个个人名，一串串的足迹，记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多个第一或者之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光辉历程。
江西也涌现出了方志敏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江西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据史料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籍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万多人，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江西也是开国将军最多的省份。
红色文化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沃土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的集中体现，不仅体现在当时当地，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到遥远的未来。
江西红色文化品牌的兴起，不仅可以传播历史正能量，而且可以增强江西人民的自豪感，还能让外界更好地了解江西，从而有力地提升江西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江西的文化软实力。
江西红色文化以其资源的丰富性、内容的原创性、分布的广泛性和历史见证价值，正成为江西重要的文化品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赣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秦王朝。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攻占岭南，在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广东西部及广西大部属桂林郡，岭南地区从此有了行政区域的建制。此时，中原地区早已进入了封建制社会，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在秦汉时代才形成奴隶制。秦的统一，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统”的格局。在文化上，为了统一思想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秦始皇统一文字，整肃风俗，推动了具有共同民族意识和心理状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华夏民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从此诞生。这与中国文化“大一统”的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大一统”的观念在秦朝以后就深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大一统”所承认的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与政治上的统一性并行不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文化上的差别在思想领域主要通过和平“教化”来实现“大一统”，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制的认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承认文化多样性是维持政治统治的一个前提，其基本原则是尊重而不干涉文化多样性，因俗而治。春秋战国时期，华、夷杂处，风俗各异。汉民族正是由许多外来大、小族群的“多元”逐渐变成汉民族的“多元一体”。从汉朝到清朝，由于继承了文化多样性的传统，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化的差异性，顺俗施化，求得大传统层面上的同一文化认同。在历史长河中，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互相学习、互相渗透，造成了多民族文化自然同化融合的文化大整合，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团结统一，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传统中华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使其从中心到边缘都处于多民族经济、文化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局面，这样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之后称为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使得中国在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表现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是以对外和平友好为主流的，尽管历史上也存在着通过战争方式的文化交流，其主导模式仍然是“华夷一家”的和平友好交流。第二，中原文化基本上能够海纳百川、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并努力使之本土化，进而丰富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占居优势地位的汉族文化而言，少数民族文化属于边缘文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广西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历史上属于岭南百越文化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民族杂居的广西处在一种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儒、佛、道、巫，乃至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文化聚合交融的状态，形成了既开放又封闭的多种边缘文化交汇融合的文化复合体。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岭南民族走廊就是三大民族走廊之一，各族人民在岭南交错杂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格局。自古以来，中原和岭南不断通过战争、移民、通婚、通商、垦荒、戍边等方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先秦时期，岭南的两广地区先民便与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文化往来。“瓯骆”、“越族”早在商周之际就向商朝进贡珠玑（珍珠）、玳瑁等物。《尚书》《诗经》《逸周书》等文献中记载的“南夷”、“南瓯”、“苍梧”、“南海”、“南国”等都在岭南。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出土的西周铜盘、勉岭出土的商晚期铜卣及铜戈与西安西周墓出土的铜盘、铜卣相似，这说明商周的青铜文化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广西地区。战国时期百越是岭南各族的总称，这一时期，岭南瓯骆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与吴、楚等国联系密切。广西虽然远古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但土著居民为数不多，增殖甚缓，从秦汉到清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人口也长期徘徊在一、二百万左右。几千年来，广西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融合，伴随着人口迁徙和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在变革发展中不断分化重构。中原文化与广西本地文化的融合发展，人口迁徙对广西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