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之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过去，贵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杀大权。商鞅废除分封制，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
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宗室贵族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
事实上，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至于不可调和，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一死去，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
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间发生倾斜。
在秦惠文王看来，商鞅必须死。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而今国君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这只是一个潜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商鞅已成为王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王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国君秦惠文王刚刚即位，公子虔之徒就诬告商鞅谋反。
在公子虔之徒看来，谋反作为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商鞅头上最合适也最具杀伤力，更不需要什么证据，凭商鞅是魏国人就够了。“诬告谋反”成为以后诛杀功臣最有效的惯用手法，且屡试不爽。
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
对于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王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变法已经全面实施，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效果也十分明显。况且，商鞅是先王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
此时，对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解决王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即使商鞅不是一个刻薄少恩者而是一个品德完美的圣人，在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死。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别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以律治国，严刑峻法，杀人无数，怨恨自然就多。
商鞅，是第一个因为变法而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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