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中国上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杜甫在中国的文学贡献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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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鼓荡人心,为杜甫研究开辟出新的境界。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上的演讲《情圣杜甫》针对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提法,首开以西方文论中的“真善美”标准论杜的风气,并封杜甫“情圣”的徽号——包括情感内容的丰富、真实、深刻性与表情方法的极精熟、鞭辟入里。杜诗“价值最大者”在于以“半写实派”的手法“描写出社会状况”,“讴歌出时代心理”;即使是“哭声”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有真美”(1)。接下来用“真善美”、“写实主义”评论杜诗的是胡适、苏雪林、吴经熊等人。胡氏在其《白话文学史》中用较系统的社会学方法、从文学思潮与时势变迁的关系中研究杜甫和杜诗,认为安史之乱是“呼号愁苦的文学”、“痛定思痛的文学”的时代,这正是杜甫“问题诗”——“表现人生”,即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产生的土壤。所以他在同书《李白章》的最后说:“杜甫是我们的诗人。”离乱中杜诗的风格更趋于真实深沉、平实忠厚。然而由于胡适力倡白话,将“多用白话”视为杜甫“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并大大影响到宋诗,又将滑稽风趣定为晚期杜诗的“特别风格”,其间虽有独到的发掘,但未免失之偏颇。他视杜甫晚年律诗为“用来消愁遣闷”的观点,尤为后人不取。苏氏《唐诗概论》誉杜甫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她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与“李白逃到天上,王维、裴迪逃入山林,高适、岑参则爽性逃归静默”不同,他“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细心观察它,解剖它”,“严肃地沈痛地喊出时代的痛苦”,从而“成为唐诗一大宗派”。杜诗不仅是“诗史”,而且在“伟大人格的映射”与“诙谐趣味的流露”方面无不表现出“真实”。吴氏《杜甫论》也高度评价了杜诗真、善、美的写实主义艺术成就。
以诗人兼学者的眼光研究杜甫的闻一多于杜多有发明,他的《杜甫》既以坚实的旧学作其依托,又有新眼光、新方法及新文艺的感染力,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更是“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2)后来由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中记述了闻一多对杜甫这样的看法: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文学,魏晋六朝时期有文学而没良心,杜甫则二者兼备,有良心也有文学。可谓灼见!朱自清《诗多义举例》以多义分析的方法评析杜诗,能够解决由毛公《诗传》而来的“比兴派”与由南宋而来的“评点派”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引起注杜解杜者足够的重视。
(二)时代召唤杜甫
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灾难尤为深重的时期,杜诗的民族意识感召着人们,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诗的精神。如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指出身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并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1)。钱来苏《关于杜甫》认为杜甫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1)。同一《解放日报》上刊载了焕南的《案头杂记》,亦称杜甫“有极崇高的人格,也就锻炼出他极伟大的作品”。翦伯赞《杜甫研究》一方面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一方面认为“杜甫不仅为自己的穷愁抑郁而哭叫,也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一直到现在,尚能震荡读者的心弦”(1)。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以为杜甫的“创作态度”是“为人生”的,其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1)。对杜甫的思想研究,由于时代的刺激,多侧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讨。如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也是儒家精神的实践及杜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1)。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认为杜甫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与其说他是个诗人,毋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
这时期出现的抑李扬杜现象也是“时代使然”(动乱的时代更需要杜甫)。如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推翻时尚”的贡献。而在诗歌创作上,李白是一个“复古派的健将”,杜甫则“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1)。由毓淼《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认为杜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诗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上举墨僧之文则侧重李杜人生观相异的考察:“李是出发于个人主义的……杜甫则近于社会主义”,“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傅庚生《评李杜诗》以感情、思想、想像、形式的主次关系,真、善、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其结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原因在于“生活态度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杜李诗风——“沈郁”与“豁达”的差异(1)。
另外,这一时期杜甫诗论批评已上升到理论阶段。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以为老社“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进而从前人论述中总结出少陵自况、主旨在告诫后生、少陵论诗谈艺之作、不尽论诗亦论文诸说,探讨了少陵论诗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多次强调“清新”与“老成”的互动关系(1)。罗庸《少陵诗论》理出杜诗中论诗和涉及诗的189条,论证了“神”与“兴”的关系,“神”的质素是“性情”。进而论述了“动趣”与“虚静”、“清新”与“老成”、意气与理趣、法度与佳句的关系(1)。与罗文相类似,金启华《杜甫诗论》论述了杜甫的“学诗纲领”、作诗“原于有神”、论诗亦有指归等问题(1)。杜诗资料考据亦有新收获。洪业《杜诗引得序》是一篇较系统、较全面的杜诗源流考证、注本评介的长篇论文。洪氏以富赡的资料与所见版本为主要依据,详细考辨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并对自宋至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几成一部杜诗学简史。程会昌(千帆)《杜诗伪书考》对署名王洙《杜工部集注》、苏轼《东坡杜诗事实》、黄庭坚《杜诗笺》、虞集《杜诗律注》、杜举《杜陵诗律》进行了详细考辨,征引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新材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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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9-25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汉族,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出生于河南巩县,死后葬于家乡巩县。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阅读杜诗,总是被那沉郁顿挫的诗风深深的感染着,被作品中根植于现实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深厚洋溢的人道主义深深震撼。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沿袭着杜甫的创作道路。王安石、陆游、苏轼、文天祥等对杜甫诗中精神实质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真正能做到结合个人的时代遭遇和生活实践,写出一首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现实写照的诗人,使他们成为无愧于祖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