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的主要贡献: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为党的第二次革命作重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
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
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
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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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来也非常重视。1950年5月底,察哈尔省雁北地区麻疹流行。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同志“迅予救济”,并将最后处置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9月,皖北地区疫病流行甚为严重,仅凤台县即有6万余人感染疾病,定远县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迅速批示卫生部派遣医疗队前往救治。
10月7日,周恩来署名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普种牛痘,以达“全国范围内基本的消灭天花”之目的。
1952年3月4日,周恩来还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等问题。
4月5日,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并请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5日,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
周恩来还密切关注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问题。1958年11月12日,他向卫生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指示他们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的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
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市等地因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和强迫命令等,导致群众吃不饱,加上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群众得病和死亡。
周恩来极为关切,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同时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其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时可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
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全党战胜了严重灾害,数以万计的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
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1966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高峰期间,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150万至170万人之多,卫生状况很不乐观。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与肠胃道传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周恩来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