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民俗的传承与现代化
任何民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俗的传承过程，同时也就是变异的过程，过年的民俗风习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无论中日，莫不如此。
日本在明治五年（1872）以前，和中国一样，是过阴历年的。但从明治五年起，却改过公历（阳历）年，而将阴历年废止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变化，从此与中国每年过两次年有了区别。然而有意思的是，传统的过年习俗，从除夕到元宵的种种行事，如祭祖、迎神、守岁、拜年、发红包（压岁钱）等等，在日本却保存完好，只是把行事的时间移到了新历元旦期间而已（当然，日本的新年习俗也包含着许多新的时代因素）。返观中国，农历（阴历）新年始终比公历元旦受到重视，虽屡有新派人士表示不满，意欲取消阴历年，但民间不予理睬，故至今未能改变。 近年来，政府尊重民意，把农历新年（俗称春节）的假期定得与五一、十一两大政治节日一样长，都是七天，并采取不少措施，保证物资供应，特别是保证交通，让数千万外出打工的农民能及时返乡过年，还花大气力组织春节文娱和旅游活动，这样，传统意味浓重的阴历年，比起只放假一天的公历元旦，就更显得隆重热闹，成为中国今日唯一能与五一、十一并列的民俗节日，三者构成了中国当代的“三大节”。可是仔细考察，又不难发现过年习俗在今天的中国，也发生着种种变化。正在从传统社会快步走向现代的中国，过年习俗一方面有所传承，一方面又不断发展和增添着新的因子。下面试从送灶、守岁、拜年、迎财神和过元宵等几个主要关目变与不变的各个侧面，对过年习俗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一些分析。
1、 送灶
腊月二十四送灶，至今仍是中国南北许多城镇乡村居民过年的第一个大关目。不过，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却很少或几乎不再进行（郊区农村除外）。关键是现代生活中的灶与炊，已与古代的土灶炊煮根本不同，灶王爷的地位变了，重要性减弱了，不但灶君，就是整个神鬼系统，与人的关系也不像古代那么密切了，城市人祭灶送灶以与天帝神鬼沟通的需要和热情自然大减。
乡镇人们的送灶，其规模和虔诚程度，也有不小变化，总的趋势是变小趋弱。比如以前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俗谚，是对送灶时间有早晚这一现象的反映，也成了某种不成文规定，即官府送灶在二十三，民家送灶在二十四，生活于水上的船民需到二十五才能送灶。这种排序明显是标志着官府的霸权和社会的等级，也说明当时人对祭送灶神的重视——连贿赂鬼神，都要让官府优先！在陆地无立足之地的船民没有固定的灶，就被排在了最后。但是这种现象随着官府乃至当官人家对送灶的淡漠，早已发生变化。到了今日，官府祭灶已成历史，城市居民几乎不再送灶，广大乡间农村的送灶只是一种传统的、惯性的行为，又有什么必要、什么人来坚守此种秩序？当农村中更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祭送灶王爷将成为一种由祖辈传下来的陈年故事，将只剩下一句老话、一个概念而已，他们会更加无意也无法去认真执行了。人和神的关系，在现代生活中呈疏离态势，人更关心也更在乎的，是人自身，即使在传统的春节，人也不像从前那样把与神的关系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把与神沟通，求神“上天言好事”作为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来办。
实际上，祭灶行事的变化并非从今日始，也非此一端。比如，上古祭灶，乃老妇之事。《礼记•礼器》篇的郑玄注曾说到灶乃老妇之祭。 老妇料理一家人的饮食，整天围着灶台转，年终由她们主祭灶神，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后来变了。因为灶神是一家之主，老妇的地位与之便不匹配，故改由男性家长来主祭。发展到后来，祭祀灶神时，妇女竟连看都不许看了。清《畿辅通志》及《光绪顺天府志》均引《帝京景物略》说北京人的祭灶：“今男子祭，不令妇女见之，祀馀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灶馀，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 女子不但不能看祭灶，女孩子连祭馀的糖果也不能吃，大人们编出令她们害怕的禁忌，吓唬她们绝不要有吃祭馀糖果的非份之想，也可谓用心良苦矣。然而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些微调整，如同是北京，特别是乡下，便采用男子主祭，负责敬香上供，女子在一旁陪祭的形式，主次依然分明，但阖家共祭，就似乎少了些刻板气，多了些人情味。 这种小的调整原因很多，而积累多了久了，量变便会导致质变。事实上，今日的祭送灶君，恐怕已绝无限制妇女参与的情况，无形中推翻了“女子不得祭灶”的定律。
在新年祭灶的日子里，中国不少地区近代以来仍保留着“跳灶王”的习俗。腊月二十
四“丐者傩于市，二人扮男女为灶公、灶姥，持竹叶、冬青奔舞东西，谓之跳灶王。又有一人扮钟馗持剑，一人扮小鬼对舞，沿门而乞。” 这种风俗的渊源应与古老的驱傩巫术有关，而又有所发展。如从未闻灶王曾成家，为与驱傩有傩公傩母的习俗相合，乃为他配上一位灶姥；又结合过年期间的跳加官、唱喜歌等活动，遂形成一种新的样式。至今日，各地乡镇还有不少会作此种表演的人，在新年或平时喜庆的日子里（如店铺开张、人家生子之类）即兴演出，既为节日增欢，亦为自己谋取生资。
祭灶习俗渐趋淡化，但在时间概念上，从腊月下旬进入过年阶段的意识，在现代还是普遍存在着。农村中，此时已非农忙，可以较多精力用于筹备过年；城市中，除学校外，虽尚未放假，但人们从市场的变化、广告的渲染，从各单位的工作安排，也感到快要过年了。以往在除夕之前需要进行的掸尘清扫、美化环境、沐浴净身等事，从这时起也就会被抓紧进行起来。
2、守岁
除夕虽在新年的前一天，但却算得上是过年的第一个高潮，而今依然如此。一切的节日准备在此夜必须完成，明天将另有一系列活动，家庭主妇们也要好好休息暂不忙碌，于是，年三十往往成了最忙乱的一天，对于上班族来说，尤其如此。
现代人仍习惯地称除夕为“大年三十”，在外工作和旅行的人，至迟必须在这天下午赶到家中，多数人是早于这天回来，没赶上年夜饭，会感到极大遗憾。当代中国的城乡正在发生巨变，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者们跑得离家多远都不怕，但回家过年却总是他们内心热烈的盼望。数千万（一说近亿）打工者回家过年，过年后重返工作地，这给每年腊月中下旬至正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的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加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往往也选在此时探亲，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春运”高潮。中国政府，特别是交通部门每年都需对“春运”作出特殊安排，倾全力予以保障。然而，近十几年来，尽管情况渐有改善，届时各火车站、汽车站、航空港购票之困难，票贩子（俗称“黄牛”）的嚣张，候车现场的拥挤混乱，仍然是没有亲身经历者所难以想象的。这已成为中国过年的一大新特色，其形成的表层原因很多，而深层原因则与传统的习俗与观念分不开。
为了尊重传统习俗，为了安抚实在回不了家的打工者，各地很重视他们在过年期间的生活，有时特地为他们组织文娱活动。自古以来，在外飘泊的文人写过许多除夜思家的哀苦诗篇。直到今日，过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依然是一件让人同情的事。在中国不论南北，不论民族，几乎人同此心，这就是过年民俗拥有数千年不衰的力量的真正源泉。
除夕的传统过法，有较多的仪式，如挂像祭祖、供奉神飨，乃至跪拜磕头、鞠躬行礼等等，这一套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很流行，特别是在一些乡绅之家。如鲁迅小说《祝福》所描写的绍兴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就极典型。
现代的趋势则是这一套由简化而渐趋消亡，但变化的速度并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家，变得慢一些，还能看到旧仪的片段留存。至于传统带有驱鬼避邪巫术意味的挂青松，悬桃符，贴门神，放爆竹等等，则有变形的保存。现代人仍喜欢在新年期间置门松，挂青蒲，在室内插鲜花，在门上贴春联春画（内容如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关帝、观音）或倒过来的“福”字；仍喜欢放鞭炮或烟花，近年来烟花的花样和大小，都有很大发展。但现代人做这些，多数只是为了美化环境，为了增添喜气，为了自己愉悦，很少或几乎不再关注传统的祈求禳祝和驱逐鬼祟的含意。在民俗传承中，形式留存而内涵变异，老传统与时代因子巧妙结合，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由于现代传媒的发达，也由于对民众热烈反响作出回应和刻意锻造，一种新的过年习俗正在形成之中，那就是每年除夕晚上阖家团聚同看“春节晚会”。在日本则是共看“红白歌唱大赛”。除夕阖家团聚本是传统节俗，以前多是飨祭祖先，家人围坐，闲话家常，聚餐守岁，大人喜欢打麻将或扑克，孩子们则拿压岁钱，放烟花爆竹，等待着新年钟响。现在除一切照旧外，还可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除夕守岁变得更有意思了。198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并播出春节晚会，大受欢迎，以后每年都搞，至今已有二十年，成为一个极受演艺界和民众关注的保留节目。在电视机尚属稀罕之物的时代，这档节目不但把阖家人团聚起来，甚至把几家邻居乃至全村百姓团聚在一起。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团聚的规模小了，但全家围坐共看这档节目，仍是除夕夜的突出现象。上文讲到各地为留城过年的民工安排文娱活动，让他们看上春节晚会，便是主要内容。曾有人质疑春节晚会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它的组织过程和艺术质量。诚然，这里需要改进之处很多，而可以施展的天地也极广阔，但它必须继续下去，唯一而根本的理由是全国人民需要它。如果由于长期坚持，不断改进，新年春节晚会的播出和观赏成为一种健康的新民俗，那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
3、 拜年
传统的拜年是加强和润滑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现代人对此认识更深，行事亦更为自
觉，故此风至今不衰，且有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本亲戚朋友、同事师生之间的过年走访基本照旧外，也继承了“团拜”的形式，即在某个范围或团体圈子之内，选择一个地点，约定一个时间，作有组织的集体互拜。这既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又可简化和减少个别走访的程序和时间。而且这样做，在非常亲密的人之间也并不形成约束，团拜之外，仍不妨单独走访。行之既久，团拜形式也稍有变化，大抵是改成正式放年假之前，在各单位或团体举行联欢，此日，凡能出席者都会出席，甚至可携带家属（主要是未成年的孩子），联欢会上，单位首长讲话，同事聊天，表演一些节目，吃些糖果花生，既是年终的告别，也算新年的团拜，此种做法日渐盛行，有形成风俗之势。有的较大单位，为避免下属给上司拜年的繁冗，还实行一定领导层的团拜。往往是在年前择定一日，各级官员皆到，进行简单仪式，互致年终慰问和新年祝贺。而由国务院、人民政协主持的春节招待会，虽是一次政治性活动（溯源也许可追至古代朝廷的元日朝会，但性质和形式已有根本不同），同时也有藉会见各界代表而向全国各界拜年之意——主持者的讲话中，往往直接点出这层涵义——至今也已形成习惯，向新民俗演变着了。
年假时间有限，而需要拜年的对象又多，有的还不在一地，怎么办？中国古人早就采取送达名刺（上书本人名字、籍贯、官职及敬贺语）以代亲临拜谒的办法。最初的名刺用途只是为通报姓名，与拜年尚无关联，这在秦汉时代就已出现，隋唐时，谒见长者贵人，也往往先是投刺，得到允许才正式拜会。至宋代，开始将名刺用于年节的拜贺，但并不限于过年。周密《癸辛杂识》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这里说的是“节序交贺之礼”，可见用得颇广。同书又说：“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看来，宋人的名刺发展到后来，其大小已颇像今日的名片了。送名刺对完成礼节而又节省时间，自有很大好处，但用滥了却也蜕变为冷漠的客套虚礼，为人所诟病。到了现代，由于书写载体的进步，再结合外来的经验，便发展出贺年片和贺年卡来。这样，不但一国之内可以通过邮政方便地贺年，而且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贺年也不再是难事。前几年，中国电讯事业发展很快，电话开始普及，费用逐步降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人们，便又转而采用既快捷又省事的电话拜年手段。近年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电脑进入千家万户，于是，从网上发贺卡拜年已极为寻常，拜年的民俗行事遂进入无所不能的虚拟空间。这也非常符合节约纸张、节约可贵的木材资源的理念。
科学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人类的通讯工具还会长足进步，未来的贺年方式将产生怎样的新变？现在还难以具体预测。但即从手机功能不断增长的事实，就足以让人相信，年轻的一代将获得更多更有趣的新型联络方式，包括拜年的方式。需要指出的只是，不管形式怎么变，拜年总是一种民俗遗存，其实质也总是为了增进或润滑人际关系。形式的不断变化与本质的相对稳定，就这样辩证和谐地统一着，只要本质不变，形式应是愈多样愈现代愈好。
当然，任何事物发展过分难免会向负面转化，宋代以名刺拜年变为士大夫虚文浮礼的教训，在虚拟的电子世界无限膨胀起来的时候，值得及时认真的注意。试想，倘若故弊重现，人们以科技手段表达的并不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感情，而不过是一种现代的虚礼，那实际上岂不是对拜年民俗淳朴本质的取消和否定吗？
4、 迎财神
迎财神是过年行事的重要一项。这项活动以往就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许多地方志
上有年初五迎财神的记载。迎接的方式很多，可以到寺庙磕头献金、行礼祝祷，也可在家中燃烛挂像，焚香膜拜。清同治《上海县志》载：“（正月）五日，接财神，用鲜鲤担鱼呼卖，曰‘送元宝鱼’。至暮轰饮，曰‘财神酒’”。 这是带有祈求巫术意味的举动。北方在这天则有“过破五”和“送穷”习俗， 前者规定年初五有不能打破器皿和说不吉语，后者以一定仪式恭送“穷鬼”，应属禁忌与禳祝性质的活动。无论祈求、禁忌、禳祝，动机都在于驱逐穷困，企望财富。因为迎财神是个吉利的日子，许多商家对此均极重视。往往前一日即为财神设祭，长桌上供以鱼肉果品，点上香烛，由老板率领店员逐一叩拜祷祝，然后燃放爆竹。次日店铺开门，可望能发利市。而跳加官、舞财神和唱喜歌者，即以此日在店门前表演、乞讨，店家不得哄赶拒绝，要给表演者年糕吃，或给一些钱。
这类民俗行事在新中国，因种种原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消歇状态，近年则不但恢复，且有变本加厉、日益炽烈之势。本来各地民众在民俗节日所祭之神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如笔者2000年参加河北赵县二月二龙抬头节俗活动，在广场搭建的大棚内，亲见四乡民众所供奉的各色神灵菩萨牌位不下百位，诸神挨挨挤挤列于一个棚下。唯独财神，竟另外享受独居一棚不与诸神混杂的待遇，乡民叩拜供奉，亦均给予单独特殊更为丰厚之香烛物品。由此一事，足可推想财神在今日民众心目中地位之崇。
平常节日尚且如此，过年迎财神，当然更为隆重。各地的具体日子和做法不尽相同，或在初一，或在初二，以初五最普遍。但不管是哪一天，过年必有迎财神之举，则全国从南到北几无例外。如东北一带是初二祭财神，初五迎财神。据云初五是财神生日，又称“接五路财神日”，所谓五路财神，有种种说法，或云五神是一家兄弟，生前劫富济贫，仗义疏财，死后不改本性，求之甚灵；或云乃东路招财，西路进宝，南路利市，北路纳珍，中路玄坛之谓。其中玄坛即赵公明元帅，是最受尊崇的一位财神。此外还有文、武财神多人，比较熟知的如比干、范蠡、关帝和财帛星君等等。人们对财神供之唯谨，从初一到初五焚香不断，初五更要燃灯放鞭，增设祭品，对之虔诚行礼，恭迎其降临。
前引《上海县志》说其地迎财神要用活鲤鱼，此风在长江口一带至今颇盛。过年时，大小人家爱用活鲤鱼挂于纸印的龙门上，直观地喻示“鲤鱼跳龙门”之意。民间以为鲤鱼跳过龙门就变成了龙，“鱼化龙”意味着命运的彻底改变，地位的巨大飞跃，从此就要交好运了，读书人就会当官，商人就会发财，等等。据说此风北方也有。东北供财神，也用活鲤鱼，挑红色的，两条，还要用红丝线拴上，绕在正中央。这叫“一鱼两水”，也叫“吉庆有馀”。
上海一带从来商业气氛浓厚，人们对财运至为关心，春节迎财神自然格外受到重视。近年由于经济政策开放，生产与商业均较繁荣，商人们觉得生意好做，钱好赚，源源出现的商机激发了他们无穷的欲望，使他们对发财抱着更大的期待。即使普通人家，也希望明年收入状况有所改善，如提高级别，增加工资或买奖劵得中之类。于是，从初四夜至初五凌晨，全城除严禁放爆竹的地方外，必定鞭炮声大作，四野响成一片，连绵不断，其声势与除夕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上海人有年初一清晨去寺庙烧头香以祈福的习惯，现在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又特别是生意人，更喜欢选择年初五赶早去烧头香，觉得这更有利于迎接财神，故沪上几大名寺，如静安、玉佛、龙华、老城隍庙等，此日必定人满为患。以龙华寺为例，初五赶烧头香的人逐年增多，到去年，几乎出现“人轧坍” 现象，连出高价买了初五入寺烧香的人，都未必能进得去。初五入庙的票子越来越贵，固然给寺庙带来可观的收入，但也给腐败创造了新形式。有人就将这种票子当成贿赂佳品。有的生意人除自己争取烧上头香外，也会买此票送给有关官员，其性质与用蜜糖涂抹灶王爷的嘴相似。
迎财神习俗的复炽，很能见出中国部分民众今日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他们不愿继续贫穷，而已有望致富，或已相当富有，但尚嫌不足，故虽明知财神保佑实属虚妄，也宁可信其有，不想怠慢，更不想得罪。现代人之迎财神，在形式上是对古代祭祀祷祝神鬼仪典的传承，但在内涵上，却有不小的变化，简言之，是敬畏神明的成份大为减弱，而为人自己的动机格外突显了。在民俗传承中，形式与内涵的关系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
5、 过元宵
元宵节是个节中之节，从正月十五到十七，它本身有三天时间，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行
事规范，同时，它也是春节的一部分，元宵过去，春节才算正式结束。元宵节的产生本与祭神祭祖有关，例如古代乡间祭紫姑神，即定于此日。但如前所述，元宵节又是古代一年一度的全民狂欢节，在由古至今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两层涵义都得到了传承，只是传承的程度有别。如今各地元宵节情形大致是，祭神祭祖的行事虽仍存在，但已较前简单省略，有些内容，如祭祀紫姑神，已经消失；过节的重点更加偏向于商业的销售、民间的饮食与娱乐，“为人”的色彩日益浓厚。然而，像唐宋时期那样皇家、贵戚、官员与民众倾城参与的情景，却也不复重现。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主要是春节长假（七日）的法定化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包括某些活动时间的迁移，如各地庙会多选在春节长假中举行），而元宵节则并无假期，大部分人已需上班在岗，唯农村尚有余暇，故其热闹程度，至少在城市，已呈减弱之势，而古代元宵节的狂欢主要是在城市。与古代相比，今日的元宵节已难称狂欢节了。目前中国有假期均为七天的三大法定节日，即五一、十一、春节，其中是否有一个可能演变为新的狂欢节？这还需看节俗的发展。
古代元宵节的一个重要关目是观灯，灯彩的名目花样极多，散见于《东京梦华录》之类古籍的记载之中。制作灯彩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一直传到近现代，其演变趋势是手工纸帛制作技艺日渐衰微，有的绝技甚至因民间艺人过世而消亡，而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却使元宵灯彩获得新的生命，一方面是新式巨型灯彩呈现争奇斗艳，一方面传统的观灯猜谜之类活动有增无已，物质生产条件的进步，直接导致了元宵灯彩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也促进着元宵节俗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
元宵节的特殊食物，在北方叫“元宵”，在南方叫“圆子”或“汤团”。尽管这一天街上的小吃应有尽有，但元宵或汤团却是每家必不可少的食物。北方的元宵与南方的汤团除大小有别外，重要的区别在做法。一个是用切成块的馅料放在微湿的米粉中反复转滚而成（元宵，较大），一个是用水磨糯米粉做外皮，裹馅而成（汤团，较小）；而且馅料也因南北口味不同而颇有差异。元宵馅料多用芝麻花生小豆红果之类；汤团种类较多，分宁式（宁波）、苏式（苏州）、扬式（扬州）、广式（广州）、川式（成都）等等。以宁式论，其馅除用芝麻拌猪油丁捏成外，也用鲜猪肉剁成的，广式与之接近，而扬式还有以青菜香干为馅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南方汤团颇有入侵北方之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买不到南方汤圆，到八九十年代，南方的汤团在北京的食品店已随时随处可见。南方食品习俗向北方流动，这是一例。
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吃汤团元宵，盛况至今依旧。这圆圆的糯米甜食，在古代本为祭祖敬神而制，而今已成大众美食。吃过元宵汤团，年就算是真正过完了，元宵节为传统的过年划上了完美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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